隆冬时节，全国流感疫情持续处于高位，多地儿科门诊人满为患，候诊区挤满焦灼的家长与哭闹的孩子。余姚市级妇幼保健院甚至发文称，其儿科日门急诊量已突破1200人次。

与就诊长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持续热议的一种“怪象”：流感疫苗低至5.5元一支却乏人问津¹，高价流感药物却频频断货、备受追捧。这种极致的反差，将“疫苗接种”这一公共卫生议题，再次推至舆论焦点。

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流感如何应对”的选择题，更是关乎公共卫生体系中“防”与“治”的长期症结。

过去几年，尽管“医防融合”与“健康中国”战略已被反复强调，但在应对流感等常见呼吸道传染病时，整个社会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重治疗、轻预防”的被动响应模式。当感染高峰来临，我们习惯性地涌向医院；而在风险尚未显现时，主动预防的关口却往往被忽视。

这种模式的代价显然是沉重的——不仅带来了个人和家庭的健康风险，也使得医疗系统持续承压，公共卫生资源效能未能充分发挥。中国疾控中心预计，流行高峰可能出现在12月中下旬至明年1月初。

预防先行，知易行难，但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时刻。

流感病毒持续处于传播高位，疫苗却总是难以“流行”。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曾发表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2020-2021和2021-2022年度，我国流感疫苗接种率仅为3.16%和2.47%²。这意味着，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超过13亿人处于无免疫保护的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免疫缺口”。

这一低接种率现象，在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腺病毒感染等多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中普遍存在，反映了疫苗应用中面临的系统性缺失。

这背后，“疫苗犹豫”是普遍存在的现实阻力，“疫苗不安全”“病了再治也不迟”“非国家免费说明不重要”等对疫苗的认知误区广泛存在，长期阻碍着预防行为落地。一项2021年针对非免疫规划疫苗的全国性调查显示，父母对这类疫苗的犹豫率高达61.96%，其中17.50%持高度犹豫态度³。

更深层且具体的障碍，在于疫苗接种服务与临床诊疗体系的割裂。长期以来，我国疫苗接种服务锚定在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绝大多数患者首先接触的二级以上医院相互“隔离”。

“医防分离”导致了一种双重困境，一方面，尽管医生一句清晰、坚定的建议，说服力往往远超任何公共宣传，但在门诊量超负荷和隐形的责任风险下，医生往往在疫苗知识储备和沟通责任上是缺位状态。另一方面，即使医生给出专业建议，由于“疫苗在社区、看病在医院”的现实情况，患者接种疫苗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增加，导致接种率降低。

如今，为应对这一局面，一种“疫苗处方”的创新服务模式，在基层医疗实践中逐渐兴起。近年来，我国多地试点由全科医生在临床诊疗中直接开具“疫苗处方”，医生根据就诊者的年龄、健康状况、既往病史与免疫记录，主动推荐适宜的疫苗，将以往“被动等待接种”转变为“主动预防干预”。早在2023年，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率先启动这项试点。

“疫苗处方”的落地，正是“医防融合”从理念走向实践的重要体现。

所谓医防融合，可以理解为“临床懂预防、预防通临床”，强调医疗机构与疾控系统协同作业，推动公共卫生防线前移。在这一框架下，医防融合能助力实现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打破机构间的“信息孤岛”，构建病例从发现到管理的完整闭环。此外，更能使临床数据反哺防控决策，让疫苗调配、药品储备更加精准科学。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召开“流感疫苗接种推进会”，明确部署相关防控任务，提出支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增设“接种门诊”，并鼓励医生在诊疗中开具“疫苗处方”，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推动预防与临床的深度融合。

这恰恰反映了，我国在应对呼吸道传染病方面，正逐步从被动的“病后救治”转向主动的“预防先行”，系统构建医防融合的新型布局。

此外，针对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防控工作，也正在医防融合框架下展开积极探索。我国是全球因呼吸道合胞病毒（RSV）感染导致儿童急性下呼吸道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几乎所有儿童在2岁时感染过RSV⁴。

在多地多部门协同指导下，RSV单抗的试点应用正围绕民生需求逐步展开。以上海为例，2024年6月，该市率先在7家医疗机构启动RSV单抗应用试点工作。在此工作基础上，今年又新增36家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RSV单抗注射液扩大试点，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可及的预防服务圈。

通过疾控系统专业指导，依托医防融合与协同机制，这一创新预防手段的可及性正在提升，惠及更多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