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财政资金基础：1）2025年地方政府综合可支配财力位列前五的省份包括广东、四川、江苏、山东、河南，合计占比接近全国总量的28.6%，表明全国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向头部省份集中的趋势显著；若仅考察地方政府自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则集中度更高，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五地收入合计占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超四成，反映出传统经济大省因自身造血能力较强而拥有充分布局科技领域的资源，在当前科技领域的投入上其“主力军”地位无可撼动。2）“自给型”区域不仅转移支付依赖度普遍较低，同时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较为充裕，能够在支撑地方基础财政运转之余仍可投入于其他具备中长期经济效益的项目，而“依赖型”区域的综合可支配财力虽尚可维持运转，但资金使用的刚性较强——保障基本民生等福利性支出占据大量支出空间，能够弹性调配用于科技投资的资金比例相对有限。

科技资产基础：1）当前A股科技上市公司区域分布呈现“东部高度集中、中部具备一定承接、西部和东北整体偏弱”的特征。2）广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不仅在科技上市公司的数量上领先，流通A股和总股本规模亦处于全国前列，构成我国科技上市公司资产池的核心区域；山东、四川、湖北、安徽、福建等地区则形成第二梯队，在先进制造、新能源、光电子、医药生物等方向具备一定基础；而科技上市公司数量较少、股本规模较小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及部分东北地区，科技产业资本市场化程度仍有待提升。

地方国资股权沉淀：1）截至2026年7月中旬、长鑫科技（股票代码：688825）正式完成科创板上市之前的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和截至2026年一季报的股东结构数据显示，A股科技上市公司地方国资持股呈现出“财力强省形成规模支撑、部分中西部地区体现集中参与、弱财力地区整体沉淀偏薄”的特征。2）就区域而言，上海、广东、北京、江苏等地地方国资持股数量较高，反映其依托较强财政基础、产业资源和科技上市公司资产池，已经形成较为可观的股权沉淀，其中上海因同时具备财力基础和持股深度，故其地方国资在科技领域的部署表现较为突出，广东、江浙、北京等地则因市场化资本的充分参与而致使地方国资的持股深度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河南、陕西、四川、吉林、福建等地地方国资持股比例较高，表明部分地区通过集中资源支持重点科技企业，也能够在局部建立较深的国资参与；而青海、西藏、黑龙江、内蒙古等财政依赖度较高、科技上市公司数量较少的地区，则在地方国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和覆盖率上均相对偏弱，与其财政自主性不足、科技投资弹性有限的特征相互印证。3）地方国资科技投资结果端的区域差异，既受到地方财力结构制约，也受到科技上市公司基础盘、地方国资平台运作能力和重点产业政策选择的共同影响。尤其地方可支配财力的强弱、财政自主性的高低，与地方国资在科技上市公司中的持股表现具有较强一致性，即地方自身收入占比较高、财政弹性较强的地区，通常具备更稳健的科技领域投资资金基础和更成熟的国资平台运作能力；而地方收入占比较低、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的地区，财政支出更多用于维持基本运转和民生保障，能够弹性投入科技企业和孵化基金的资金空间较小，往往表现为地方国资持股数量较低、国资覆盖率偏弱或科技上市公司基础盘不足。4）对于可支配财力基础强、地方国资在科技领域的股权投入较高的地区，未来或更有可能通过科技企业的持续成长、产业链集聚、税源扩张和股权资产增值等渠道提升地方政府的长期造血能力，并对地方信用资质形成中长期支撑，强化“股权财政”对于地方经济基本面的拉动效果；而对于可支配财力结构依赖性强、地方国资在科技领域股权投入不足的地区，则可能错失短期内的科技赛道增长红利，由“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的转变进度和转变效果对区域的信用资质和经济基本面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行业与主体结构：地方国资所投资的A股科技上市公司所属的行业与主体结构呈现三点特征：1）从行业看，电子、机械设备和电力设备是地方国资持股科技上市公司相对较为集中的三大方向，合计持股占比超六成，表明地方国资的科技领域部署更偏向硬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等相关产业链中的基础环节。2）从公司看，地方国资高比例持股的科技上市公司多集中于电池、汽车零部件、专用设备、通信设备、军工电子、光学光电子、化学制药等细分领域，且部分中西部地区通过重点投资个别公司而形成较高的国资参与度。3）从股东主体看，深圳创投、深圳高新投、上海科创投等平台体现出较鲜明的“广覆盖”特征，而广州数字科技、福建电子信息、湖南兴湘投资等主体则呈现较鲜明的“集中持股”特征，表明不同地方国资平台在科技领域投资中的职能定位和运作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换言之，地方国资在科技领域的股权沉淀并非均匀铺开，而是在区域产业基础、国资平台能力和地方产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向硬科技赛道、重点上市公司和地方头部核心国资投资主体集中。

风险提示：债市超预期波动；数据统计偏差；政策与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