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Biotech对在研药物的技术细节保密并不稀奇。但在过去一年，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保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近期，外媒Endpoints News采访了超20位Biotech创始人、药企高管、投资人，他们普遍表示，在中国生物科技行业的“加速度”下，美国生物科技行业掀起保密风潮——中国药企已证明能够快速破解欧美研发的实验性疗法并优化出同类产品，有时甚至反超，对早期管线的靶点等关键信息“严格保密”由此成为应对之策。

生命科学风投机构Sofinnova执行合伙人Maha Radhakrishnan直言：“中国药企快速推出同类药物的灵活执行力令人震惊。因此，美国企业披露全新药物作用模式、技术平台、作用机制和给药方案时会更加小心审慎。”

“在速度、规模和灵活性上，中国更胜一筹。” 纽约生命科学孵化器Cure首席执行官Seema Kumar说道，“当你觉得自己发明或发现了全新技术时，全球大概已有10个人想过这一方向。关键是，谁能第一个把想法落地？”

更前沿的创新药，“更易跟随”的焦虑

Seema Kumar提出的问题，折射着美国Biotech的焦虑，而其答案指向中国。

在今天的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小分子药物开发者已掌握快速合成全新药物的方法；大分子药物开发者则可以通过海量迭代，快速筛选出抗体药物，而这种大量试错的模式在美国几乎不可行，因为实验室人员、试剂和动物实验的成本要贵得多。

而当创新药向更前沿的方向发展，“谁能更快落地”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敏感，因为在RNA疗法、基因疗法等领域，更进一步的突破往往是全新靶点、机制等“想法”，开发的门槛反而大幅降低。

对于传统的小分子或抗体药物，即便知道靶点，设计全新分子仍需大量时间和实验室开发。但对于RNA疗法，知道靶点就能进行反向工程，加上基因、药物靶点本身无法申请专利，这一赛道上的美国Biotech对自主发现的靶点讳莫如深，也就不难理解。

研发抗衰老疗法的新锐公司NewLimit就是一个例子。这家公司称已找到一组基因，将其编码进mRNA药物就能产出使细胞年轻化的疗法，不过对靶向基因等核心细节严格保密。

NewLimit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Jacob Kimmel从前有过小分子药物研发经历，相比之下，RNA疗法的研发逻辑完全不同：“对于小分子药物，我们会公开靶点，但绝不会透露分子结构，因为结构才是创新核心，需要化学研发人员发挥创造性思维；但现在，难易点完全颠倒过来了，关键在于确定基因，之后的药物开发简单直接。”

聚焦siRNA疗法的Biotech也有同样的顾虑，如Moonwalk Biosciences，基于siRNA技术开发糖尿病与肥胖症药物，也对其核心发现——能够发挥特定作用的基因严格保密。

Moonwalk Biosciences首席执行官Alex Aravanis解释：“siRNA疗法开发难度不高，只需要知道靶向的基因序列，然后做些优化即可。我担心一旦靶点外泄，我们的研发进度又没拉开足够差距，就会出现大量‘快速跟随者’。”

竞争不仅存在于中美Biotech之间，也发生在跨国药企之间。近期，阿斯利康、礼来、基因泰克、诺华等多家跨国药企与中国siRNA企业达成合作，包括舶望制药、石药集团、圣因生物等。

圣因生物资本市场副总裁孟娜观察到：“全球药企，包括美国企业，都普遍在早期阶段谨慎披露靶点与适应症。这一趋势也体现在我们与基因泰克、礼来的合作中，应合作方要求，潜在靶点仍然保密。”

GordonMD Global Investments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raig Gordon预判：“药企管线保密风潮会成为行业常态”，跨国药企本就对早期研发严格保密，中小初创企业也会跟进。

不过，他也指出，这一趋势或将导致投资者的分化：二级市场投资者将越来越难接触初前沿科学进展；一级市场的风投机构仍能“坐在前排”参与初创企业研发，即便他们的信息已不如以往透明。

显然，美国Biotech的焦虑更多指向中国药企。

格博生物(GluBio)首席执行官卢刚坦言：“只要想做全球首创(first-in-class)新药，就避不开同业竞争。无论美国初创Biotech选择哪个靶点，专利一经公开，国内就会有一批更优质、更便宜的快跟管线。”格博生物专注于新型分子胶降解剂，目前在上海和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建立了两个研发中心，分别设置生物团队和化学团队。

卢刚指出了一个关键节点：专利披露。实际上，在当前的中美生物科技产业竞争中，专利是美国Biotech眼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多位高管向Endpoint News表示，“中国竞争”已纳入公司专利申报策略考量。行业衍生出两种应对方案：一是大幅延后专利申报时间；二是先提交临时专利，在截止前撤回再重新申报。

美国生物技术创新组织(BIO)首席执行官John Crowley也认为专利改革是关键。他设想，专利可以在提交申请后3~5年再公布，而非现行的18个月，同时可以恢复“先发明(first-to-invent)制”，取代现行的“先申请(first-to-file)制”。“或许可以效仿国防行业设立保密专利通道，可以删减或保密。”

在这种行业氛围中，Endpoints News也指出：目前几乎没有公开可信的直接窃取技术的指控。同时，行业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描述片面单一。

Novotech首席医学官Judith Ng-Cashin负责统筹全球临床试验，其中包含大量中国项目。在她看来，外界对中国存在诸多误解，美国企业高估了中国药物临床试验的速度与低成本优势，或者抱着陈旧偏见，认为中国企业会窃取美国创新成果。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有长足进步。而美国当下的地缘政治氛围，让行业习惯把中国当作问题的‘替罪羊’。她说道，“美国社会有一种道德观，总觉得‘我们当然是最好、最快、最强的’。”

美国生物科技产业的焦虑与防守，本质上折射出中国企业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的生态位正在扩大：从“外包”生产制造，到发挥人口、基础设施和工业效率等优势的临床开发，如今向着更源头的前沿创新开拓。

今年6月，Cure发布的中美生物科技行业竞争力对比报告就指出，美国在资本、商业化、人才储备维度领先，中国在临床开发和产业链韧性上明显占优，而在科学发现维度上，美国较中国仅有微弱优势。这或许是美国生物科技产业最需要面对的现实。

卢刚直言，现阶段美国企业在全球首创新药赛道仍保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不会长久。

“行业格局正在改变。翻看顶刊学术论文，中国科研实验室在各个细分领域产出的突破性成果逐年增多。我可以肯定，美国科研人员会震惊于中国的赶超速度。”他说道，“中国药企掌握完整知识、成熟技术、专业人才，更有着更强的成功决心，新药研发的中国浪潮即将到来，这一趋势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