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光伏、储能等新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不断升级，采取的主要手段包括“双反”、201关税、301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等。特朗普上任后延续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多次对中国加征关税，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中国加征的总关税达到145%（表1）。不过，4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释放对中国关税缓和信号，称与中国达成协议后关税将大幅下降。5月12日，商务部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指出，美方承诺取消根据2025年4月8日第14259号行政令和2025年4月9日第14266号行政令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共计91%的关税，修改2025年4月2日第14257号行政令对中国商品加征的34%的对等关税，其中24%的关税暂停加征90天，保留剩余10%的关税。但是美国贸易政策未来仍可能面临波动，其不确定性对包括光伏、锂电池在内的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将带来巨大挑战。

拜登政府以《通胀削减法案》（IRA）为核心，结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IJA）、《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推动绿色能源发展。特朗普对清洁能源发展持怀疑态度，于2025年1月20日上任首日指示联邦机构暂停根据IRA和IIJA这两项法律进行的所有拨款，同时审查其颁发赠款、贷款、合同或任何其他此类拨款资金的程序、政策和计划，以确保与法律保持一致。

但是大部分IRA的清洁能源补助资金已经分配出去。2025年1月，白宫官员表示，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前，大约84%的IRA清洁能源补助金已经被分配出去，这些清洁能源补助金不受下一届政府的任何追回。IRA推动清洁能源投资的快速增长。根据Rhodium和MIT的联合研究显示，IRA实施两周年，实施该法案的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接近5,000亿美元，是IRA实施前两年的1.7倍，并且清洁能源投资创造了超过334,000个新就业岗位（图1）。

特朗普重视传统能源，倡导大力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实现美国在全球的能源主导地位。特朗普重视传统能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提名化石燃料行业高管克里斯·赖特出任能源部长；二是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三是放松监管，推动化石能源开采与生产；四是重振煤炭行业。特朗普的一系列能源政策举措意味着美国能源政策的转向，即从拜登政府重视绿色能源到特朗普2.0时期对传统能源的偏爱，对美国的新能源产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供应链不稳定、对脱碳技术投资的增加，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支持，美国制造业开始回流，制造业投资显著增长（图2）。2023年美国制造业投资为7,433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29.8%。制造业回流不仅体现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高科技、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尤为明显。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2023年美国光伏新增装机为32GW，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光伏市场²。虽然美国未来光伏新增装机受到并网积压、新能源产品关税增加，以及特朗普试图取消对清洁能源的补贴等影响，光伏市场需求增速或将有所放缓，但仍有望保持增长态势。根据SEIA和Wood Mackenzi于2024年9月的预测，未来几年光伏年度新增装机将平均增长4%，到2029年，美国光伏总装机容量将翻一番，达到440GW³（图3）。

目前，美国化石能源投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增速呈下降趋势。根据IEA《世界能源投资2024》报告，美国化石能源投资从2019年的2,280亿美元下降到2024年的1,970亿美元，下降13.6%；同期清洁能源投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850亿美元，增长51.8%。

向清洁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未来全球能源的发展趋势，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份额将逐步扩大。根据EIA于2025年2月11日发布的报告，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将首次占美国发电量的25%；到2026年，可再生能源将贡献27%的发电量，天然气发电占比将从2024年的43%下降至39%⁴。

我国光伏产业链完整，在硅片、电池片、组件等环节具有优势。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2023年国内企业在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四大核心环节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91.6%、98.1%、91.9%、84.6%。由于此前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出口实施“双反”、201关税等多轮贸易壁垒，目前我国对美国直接出口的光伏产品较少。东南亚因地理位置临近中国、劳动力成本较低和关税较低，吸引了中国光伏企业的关注，成为近年来中国光伏企业增加海外产能布局的重要区域（图5）。

美国锂电池七成从中国进口，是我国锂电池最大出口市场。近年来，我国对美国锂电池出口金额不断增加。2017年，我国对美国锂电池出口金额为10.7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41.6%；2023年出口金额为132.2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提升到70.5%（图6）。

2023年中国出口风力发电机组7亿美元，主要出口国家是南非、澳大利亚、智利、埃及、阿根廷、日本、加拿大等，对美国出口额仅为125万美元，占中国风力发电机组出口总金额的0.2%（图7）。特朗普上任总统后的第一天便签署行政令，暂时停止海上风电的租赁销售，并暂停发放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项目的批准、许可证和贷款等，预计未来中国风电企业对美出口仍将难有突破。

据统计，为了应对美国贸易政策波动带来的风险，在IRA推动下，2023年起中国光伏企业纷纷将赴美建厂计划提上日程（表3）。一些脱碳压力较大的州政府对中国企业本土化布局产能表示欢迎，如德克萨斯州、俄亥俄州、亚利桑那州等。国内光伏企业通过赴美设厂等举措有效规避或降低美国针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光伏企业的贸易制约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加快公司国际化进程，增强在美的竞争优势。

随着新能源产业在全球快速扩张，美国储能电池市场需求日益增加，中国储能企业加速建设在美产能战略步伐。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末，国轩高科、远景动力、亿纬锂能、海辰储能等储能企业在美国进行深度的产业布局，其公开对外披露的/媒体公开报道的投产/计划建设的海外工厂已超过5个（表4）。

海外并购是中企“出海”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美国政府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行业专家表示在特朗普2.0时代，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重点可能与此前有较高的连续性。从目前公开信息来看，毕马威观察到中国能源企业对于在美并购可再生能源公司仍处于观望态度。

2024年11月6日，天合光能通过出售厂房与FREYR分享部分利润的方式，实现了生产、经营、销售的本土化，获得了一张在美国市场长期稳定的“通行证”。经过资产置换后，原本由中资投资的企业变身成为本土化企业，其在当地市场经营的政策、环境风险将降至最低。展望未来，以技术输出、占小比例股份的形式“出海”，或许是一条较为可行的路径。

2024年4月以来，欧盟通过《外国补贴条例》等政策相继对我国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企业展开反补贴调查。从美国方面来看，2024年拜登政府时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出口“新三样”的加征关税政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延续对新能源的贸易保护，对中国征收的“对等关税”高达125%，加上此前以打击芬太尼为由加征的20%的额外关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总关税达到145%。不过，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将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共计91%的关税（基于第14259号和第14266号行政令）；同时调整第14257号行政令下的34%“对等关税”政策，其中24%的关税暂停加征90天，保留10%的关税。然而，未来美国对新能源领域的贸易限制仍存变数，尤其是光伏、锂电池等产业可能面临关税政策反复风险。

出于对过度外包、离岸化的反思，以及提升供应链安全性、解决本土就业等诸多问题的考虑，欧美掀起了制造业回流浪潮。包括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和欧洲的《净零工业法案》等，都以税收优惠、补贴、限制外国产品等方式，增强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除了芯片等先进制造外，新能源产业也是相关政策的重点支持领域之一。

在中国企业为了规避欧美国家所出台的贸易保护政策而在发达市场进行产能布局时，也可能会遭遇当地的隐形市场保护手段，使得中国新能源企业的建厂计划滞后或者投资项目迟迟不能落地等。

企业在新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与已有品牌相比存在着品牌知名度低、形象弱等特点，要突出重围道阻且长。未来，中国新能源企业将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直面强势本土品牌的国际化竞争，甚至在本土市场也将不得不面对强劲对手。

“出海”企业无论选择绿地还是并购方式投资海外市场必然都会面临市场成本的核算，其中欧美国家等发达市场的成本更加高昂，是企业“出海”决策中所不得不面临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总的来说，市场成本主要包含前期调研与本地化、合规和法律风险、物流及供应链、人力资源、以及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额外沟通成本等。

“出海”欧美的企业通常会面临客户需求理解、本地部署与安全保障能力、产销协同机制等方面的痛点。

“出海”企业在本地化初期容易在组织架构搭建和团队管理方面遇到挑战。在组织架构方面，本地化企业的部分职能可能由国内辐射到国外，导致套用国内经验服务国外市场，造成客户需求响应不及时等问题。在团队管理方面，一方面跨文化融合可能导致管理冲突，另一方面可能缺乏适用于当地市场的团队KPI管理和激励机制。

成本管控对于“出海”企业是否能在目的地市场实现盈利至关重要。以绿地投资为例，需在选址、供应链搭建等全生命周期强化成本管控。以对初期成本管控最敏感的建厂选址为例，需要综合考虑例如建厂成本、工厂运营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多因素。“出海”企业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往往在成本预估和成本控制两个环节会遇到挑战。

目前主要的模式仍然是“中国 1”，即保留国内核心产能的同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第一备份基地。未来“出海”企业应考虑从“中国 1”模式向“ N”模式扩展，即从单一备份基地向第二或第三备份基地拓展，在国别和地区的选择上一方面可以优先选择政策窗口地区以提升市场响应速度，另一方面则可以考虑中国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如RCEP和“一带一路”共建国等）进行布局。

“出海”企业主攻核心技术能带来产品性能的显著提升，推动制造流程的优化，从而为海外市场提供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在竞争中博得先机。其次企业应通过系统化的品牌形象塑造，逐步建立其质量优、创新能力强和可靠性高的品牌内涵。此外，对于中国新能源来说，还需要通过行业协会等方式加强行业自律，遏制海外市场低价恶性竞争。

就产业链上游的制造端而言，领军企业在当地设厂后，其他配套企业可跟随“出海”——从零部件出口到海外生产，实现生产能力“出海”。在消费端，则可以通过系统化的集成来打开中小配套企业的海外市场空间。

一方面可以加强与关联企业的合作。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与专业服务业的战略合作，新能源企业“出海”需要贴合海外市场的专业服务，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并购，都需要选址、融资等服务。

绿地投资作为“出海”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模式，其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后运营阶段的管理水平。构建完善的投后运营内控体系，对于确保投资项目顺利运营、实现预期收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