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篇系列报告中，我们梳理了全球跨国企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以期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提供借鉴和参考。本篇为系列的第三篇，主要探讨中国企业出海的现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分析跨国企业的竞争要素，提出需要打造中国跨国企业的“六边形战士”。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全球化布局的深入，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将不断推进，笃行致远，从国内龙头逐步成长为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

中国企业出海意愿强，基数低，增速快。我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企业海外布局迅速。根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我国ODI流量达1,922亿美元，CAGR2021-2024为2.43%，占全球比重达11.9%，较2021年提升2.6ppt。贸促会调查显示，2010年左右其样本企业中仅有不到3成进行了对外投资，2020年左右大幅抬升至5-7成，并且近年企业海外布局意愿明显提升。当前我国ODI存量基数尚不高，2024年我国ODI存量与GDP比值为16.6%，美国、日本分别为33.3%、53.5%，我国企业海外布局仍有提升空间。尽管2017年后由于全球对投资的管控趋严，我国ODI阶段性承压，但我国企业海外布局仍在持续推进，并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2017年开始，我国ODI更大比例投向东盟，绿地投资重要性更高，并且高技术制造在绿地投资中占比提升。同时我们观察到，我国企业出海的行业表现分化，上市企业分行业海外收入占比看，2024年科技行业（32%）绝对水平较高，但和欧美（50%以上）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而可选消费行业（27%）相对水平较高，与美国等差距较小。

中日比较而言，我国制造业出海面临的约束不同。1）制造业相对规模：1980s日本企业出海时日本制造业体量尚不及美国，日本向美国进行产业转移较易，而当前我国制造业体量约为美国和欧洲之和，东盟制造业增加值仅占我国的17%，海外市场难以承接。2）ODI投向：近年我国ODI更大比例投向东南亚，而1980s日本更大比例投向欧美。我们认为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资审查趋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与上世纪末相比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外资审查制度更趋完善和成熟，并且2017年开始进一步强化。3）出海方式：日本企业采用高度协同的“抱团出海”，而我国企业“扎堆出海”的组织和协同有待提升。此外我们观察到在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海外布局增量主要由非制造业贡献，制造业在当前我国企业海外布局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而长期看非制造业出海也是值得重视的方向。

迈向跨国企业需要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对日本出海企业的调查显示：日本出海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在多个海外市场中已经成为其重要的竞争对手，且成本竞争力、决策速度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竞争力，而在销售网络、品牌、产品/服务的技术水平上中国企业相对优势还不够明显。基于竞争要素的契合，亚洲发展中市场可能是我国企业出海更容易渗透的市场，但面对空间更大的发达国家市场，企业需要更全面的综合实力，打造“六边形战士”以应对这些市场的竞争。

我们认为，我国企业出海尤其需要重视品牌和管理层面的提升。1）品牌：Ipsos调查显示近年我国品牌信任度迅速提升，但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同时我国品牌信任度在发展中市场表现明显优于发达市场。我国品牌建设滞后于制造业发展，贸促会调查反映我国企业全球创牌意愿加强。2）管理：ESRC相关研究显示，全球来看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处于中游，相较于欧美而言仍有差距，而体量庞大、跨区域的跨国企业对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管理也是我国企业全球布局需要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风险提示：全球外资审查趋严，地缘扰动，汇率波动，监管合规风险等。

1990年后，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出口不断上行，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提升更为明显。2004年后随着我国对外投资管制的放松，ODI也进入到了上行阶段，但产品出海依然是企业出海相对更为重要的形式。而金融危机后，我国ODI/GDP与出口/GDP出现剪刀差，走势分化（前者变现更优，后者有所回落），我们认为这反映了在我国制造业不断发展，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以及海内外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企业对外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不断加强，海外布局成为了我国企业日益重要的出海战略，我国企业迈入了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的关键阶段。

ODI方面，21世纪以来我国ODI整体呈增长趋势。市场力量和政策制度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条件和核心推动力[1]，随着2004年放松管制，以及我国制造业实力不断增强，我国ODI进入发展快车道。2012年来我国ODI流量始终处于全球前三，近年相对企稳。UNCTAD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ODI存量为3.1万亿美元，流量为1,628亿美元，相较于2001年（加入WTO）有90倍和24倍的增长。在此期间，我国ODI逐渐超过FDI，2015年后我国阶段性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024年我国ODI与FDI差值达正的465亿美元。从ODI流量与GDP比值来看，2016年达到1.7%，为历史高点，后由于监管收紧和投资保护主义等原因，2017年后有所下滑，但随后企稳在1%左右，在市场力量推动下，企业仍在持续推进海外布局。

而近年看，2021年后我国ODI呈现增长趋势。根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我国ODI流量达1,922亿美元，CAGR2021-2024为2.43%，占全球ODI的比重达11.9%（商务部我国ODI数据除以UNCTAD全球ODI数据），相较于2021年提升2.6ppt。其中，2024年我国制造业ODI达375亿美元，占我国ODI流量的20%，CAGR2021-2024为11.8%，是我国ODI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我国ODI流量结构过去一些年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源于政策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源于市场层面，企业实力提升以及海外布局诉求的变化：

1）区域变化：中国的海外ODI区域分布来看，欧美占比在金融危机后先升后降，拐点在2016年，我们认为这反映了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东盟占比整体呈提升趋势，尤其在2017年后加速提升，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受益于政策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另一方面也契合市场端部分企业寻求海外市场、降低生产成本、规避贸易壁垒[2]的诉求。

2）行业变化：我们以FDI Market绿地投资统计来看，我国绿地投资主要行业有所转变：资源品（金融危机前）→服务业（2012-2016年）→中高端制造和资源品占比提升（2018-2023），具体看主要为电子元器件、汽车、金属等行业。

3）投资方式：2016年前绿地投资和跨境并购皆为我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投资保护主义等原因，近些年绿地投资开始逐渐占据更大比重。

我国企业海外布局正在加速，海外业务比例不断提升。1）从海外布局的企业比例来看：根据贸促会调查，2009-2010年样本企业中仅有不到3成进行了对外投资，而2019-2022年这一数字大幅抬升至5-7成。其2022年调查显示样本中50%的企业于2013年后首次开始海外布局。2）海外资产来看：根据贸促会调查，2010年样本企业仅有7%海外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2021年这一比例提升至31%；头部企业往往也是出海的领军企业，根据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100大跨国企业数据看，百大跨国企业海外资产占比从2011年的14.7%提升至2023年的17.5%，海外员工占比从2011年的4.7%提升至2023年的9.4%；3）经营成果来看：A股上市企业海外收入占比从2017年的12%提升至2024年的15%，中国100大跨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从2017年的17.3%提升至2023年的20.8%。

同时根据贸促会的调查，近年希望扩大海外布局的企业比例从2022年的18.8%提升至2023年的49.1%，展现了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意愿。此外，反映产业链没有向国外迁移意愿的企业仍占多数，但从2021年到2023年，反映存在向外迁移意愿的企业占比从16%提升至29%。

何以驱动企业对外投资？我们以贸促会的调查为参考进行分析。

投资目的上，获取市场、提升品牌、降低成本等是当前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尤其对于开拓市场，其数值明显高于其他选项，当前我国企业实力提升，而经济迈入高质量增长阶段，增速仍高但有所放缓，部分行业存在“内卷式”竞争，海外市场相对吸引力有所提升。我们发现在2010年“回避国内市场需求饱和”也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反映当时企业同样看重海外市场获取。

跨十年维度看，品牌出海重要性显著提升：我们观察到，认为“获取国际知名品牌”/“提升国际品牌知名度”是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的企业比例，2010年仅为10%，排名十项中的第九位，而2019-2023年提升至39%，排名七项中的第二位，我们认为这反映了企业品牌意识的提升，同时当前阶段下我国品牌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4]，全球创牌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愈发重要。

此外降本的重要性也有所增加：认为“降低生产成本”是企业对外投资主要目的的企业比例，2010年仅为17%，排名十项中的第六位，而2019-2022年在33%，排名七项中的第四位，我们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优势有所降低的背景下，企业向东南亚的布局趋势相关。

当然，阻碍因素的降低也驱动着企业出海意愿的提升。贸促会调查显示，近年疫情影响、政局不稳、经济汇率波动等负面因素影响降低，为企业出海提供更为优良、确定的环境，从而促进企业的出海意愿。

我国企业迈向出海新征程，那么和海外发达经济体比较而言，我国企业出海情况如何？我们以全球出口占比以及ODI占比，比较各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出海和产能出海的情况（剔除欧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2024年我国GDP占全球比重为17%，而商品/服务出口占比分别为18%/6%，ODI存量/流量占比分别为8%/12%（流量数据做了平滑），反映在服务贸易和海外布局方面，我国仍有待加强。而对出海布局较早的日本而言，日本GDP全球占比为4%，商品/服务出口占比为4%/3%，ODI存量/流量占比为6%/13%，产能出海呈现非常高的水平。

从对外直接投资强度看，我国ODI存量与GDP比值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2024年我国ODI存量与GDP比值为16.6%，美国、欧盟、日本分别为33.3%、36.7%、53.5%。从ODI流量与GDP的比值（平滑处理）来看，2024年我国为0.95%，与美国（1.09%）差距不大，而相较于日本（3.94%）仍有较大差距。

变化趋势上看，我国ODI流量与GDP比值在2016年后有所波动，特别是对欧美的投资减少。那么什么阻碍了企业的海外布局？

从全球投资环境看，2017年开始全球投资审查强度提升明显。2017年开始增加安全相关投资审查的国家数量明显提升，根据UNCTAD，2016年仅有1个国家扩大或引入审查，而2020年有22个国家扩大和引入审查；实施FDI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国家数量在过去10年翻倍增长，从2015年的21个增长至2024年的46个。并且这种投资审查强度的增加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美国对投资限制趋严，扩大筛查范围，并促使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成员国监督关键技术的投资[6]。我们发现，全球投资审查趋严的时间节点（2017年）与我国ODI流量趋势性拐点相一致，发达国家审查更严格的情况下我国ODI中欧美区域占比也出现了下滑。

从企业微观层面看：根据贸促会的调查，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主要非商业性挑战包括监管合规、法律法规解释不一致、政局不稳、劳工/环保法规不严、取证困难等，面临的主要商业性挑战包括人才缺乏、投资回报率下降、信息获取困难等。此外，投资安全审查和限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根据贸促会，2023年48%和23%的企业认为美国和欧盟是审查和限制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这与上述宏观环境的情况相一致。而面对这些审查和限制，27%的企业考虑寻找投资替代地区，24%的企业考虑减少投资，导致了企业对欧美投资的减少。

从海外投资布局来看，我国仍处于初期，那么从收入产出端来看情况如何？我们以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进行分析，我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持续提升，而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提升空间，并且行业间的表现亦存在较大分化。

► 分区域：根据Morningstar2024年5月对全球各市场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欧美普遍具备较高的出海水平，美国海外收入占比为40%，欧洲为54%。东亚而言，韩国和日本具备较高的出海水平，海外收入占比分别为55%和51%，2024年我国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在10-15%（Morningstar2024年5月数值为11%，我们根据A股2024年报统计数值为15%），相比之下我国仍具备一定的提升空间。

► 分行业：全球看分行业海外收入占比情况为：1）第一梯队：科技和医疗保健，海外收入占比一般显著高于各区域市场平均水平；2）第二梯队：基础材料、工业和消费、通信服务，海外收入占比一般在均值附近；3）第三梯队：能源、金融服务、房地产、公用事业，海外收入占比一般低于均值水平。

我国分行业海外收入占比表现分化，科技绝对水平较高，可选消费相对水平较高：根据2024年A股年报数据统计，我国海外收入占比排名前5的行业大类分别为科技、可选消费、基础材料、能源、工业，海外收入占比分别为32%、27%、17%、15%、14%。

由于行业特性不同，评价不同行业的出海水平不能仅看海外收入占比的绝对水平，与海外同类型行业比较来看，我国可选消费出海表现较优：美国可选消费海外收入占比为32%，我国占比为27%，与之差距不大，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家电、汽车等行业全球竞争力较强，海外收入占比较高相契合。而对于医药、必选消费、工业、基础材料、科技等行业大类，和海外相比我国海外收入占比差距仍然较大。例如科技，尽管是我国海外收入占比最高的行业（32%），但美国、欧洲、亚太市场科技行业海外收入占比均在50%以上。

前述章节中，我们通过国际对比，展现了我国跨国企业出海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而相较于欧美而言，亚洲企业出海对于我国而言更具备借鉴意义，因此我们进一步比较我国企业出海和日本企业出海的差异性。如前所述，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和ODI与GDP比值出现剪刀差，而我们发现，日本企业出海也经历过从“贸易立国”到“投资立国”，1980s日本的出口和ODI与GDP的比值也出现过剪刀差，也是从1980s开始日企开启了全球化与本地化的海外投资新阶段。因此，将我国当前的企业出海和日本1980s的企业出海进行比较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比之下我们发现存在以下差异：

差异一：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显著高于日本当年的水平。1980s日本产能出海不断增加，这一时期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在1-2成：1980年为11%，此后在1990s初期提升至全球的2成左右（基本与当时美国相当），日本在1980s制造业实力不容小觑，在精益制造、质量革命的带动下，日本在部分中高端制造领域如汽车、存储芯片等竞争优势强劲，是日企能够成功实现海外布局的重要基础，且1980s美国制造业体量远超日本，因此日本产业向美国等迁移也相对容易。

而当前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成左右，体量约等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和，中国制造具备低成本、大规模、稳定制造的能力和经验，并在中高端制造不断突破，是企业出海、展现全球竞争力的基础。但是，中国制造的完善配套和庞大体量，使得海外单一区域甚至几个区域难以复制和承接，或需要更加分散的投资。

差异二：对外投资的强度和去向存在差异：1980s日本ODI迅速增加，主要投向欧美；目前中国ODI强度尚未达到日本当年的水平，大比例投向东南亚。

► ODI投资强度，产业链迁移意愿存在差异：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形成冲击，《前川报告》[7]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贸易失衡，从下图可以观察到这一时期日本出口和ODI的反向变动关系。中国当前ODI投资强度尚未达到日本当年的水平：就制造业ODI与增加值之比而言，1980s末日本比值迅速提升至近2%；近年随着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持续推进，比值整体呈持续抬升趋势，2019年突破了10%。金融危机后我国制造业ODI与增加值之比整体呈抬升趋势，2019年后维持在0.6%左右，因此投资强度存在差异。产业链转移意向也存在差异。根据前述贸促会的调查，2022年我国73.9%企业表示所属行业无产业链向国外迁移意向。

► 区域结构上中国ODI投向与日本存在差异：1980s日本ODI大比例投向欧美，北美和欧洲占比从1980年的46%提升至1990年的73%，而当前我国ODI更大比例投向东南亚地区。根据前述章节，1980s末期北美和欧洲是日本跨国企业海外收入的重要来源，较为匹配海外市场的需求结构，我们认为这体现了当时日本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较为均衡。

此外，日本当年受到贸易方面的限制，但在对外投资方面的限制相对不高。而现在随着发达国家外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的制度完善，力度加强，我国对外投资方面受到的审查和限制或胜于日本当年的水平。以美国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针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才刚刚形成，尚不完善，21世纪初才逐渐走向成熟，而2018年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管权力显著提升，其审查范围更宽泛、对象更明确、申报要求更严格、程序更繁琐且审查政治化趋势明显。因此在我国企业海外布局的阶段，受到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审查或更为严苛，这与贸促会调查中企业的微观感受相一致。

差异三：出海方式层面，日本企业的“抱团出海”和我国企业的扎堆出海存在差异，我国出海企业之间的组织和协同有待提升。

► 日本企业的“抱团出海”[8]：采用大企业充分带动中小型配套企业，不同行业企业紧密协作的方式，典型的行业就是需要众多零配件的汽车行业。此外，日本同行之间信任度高，相互团结，鲜有“同室操戈”、恶性竞争的情况发生。

► 中国企业的扎堆出海：相关研究显示[9]，无论是区域选择还是行业选择，中国出海聚集效应明显，即中国企业常跟随其他中国企业投资于中国投资集中度高的区域，行业上也倾向于投资于已聚集大量中国ODI的行业。扎堆出海可能一定程度降低出海门槛，但与日本“抱团出海”不同，我国企业的扎堆出海存在“集而不群”的现象，将国内市场存量竞争思维移植到海外，忽视了国际经营需要通过协同打造竞争优势，导致“内卷外化”，也可能对当地产业形成冲击。相关调研发现[10]，在海外项目中，“不是跟外国企业竞争，而是跟大量中国企业竞争，压缩了厂商的利润空间”。

前述章节中，我们分析了中国企业的出海现状，而随着企业出海的深化，企业竞争力也需要不断提升，从而迈向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因此，我们本章尝试分析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全球不同市场的竞争要素。我们认为，中国跨国企业需要提升综合竞争力，打造“六边形战士”，以应对全球特别是欧美市场的竞争，同时我国企业出海背景和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企业当年的出海背景存在差异，企业亦需重视这些差异，积极跨越相关阻碍。

我们认为跨国企业需要竞争力的全面提升。在《跨国公司成长启示录上篇（一）》中，我们梳理了全球跨国企业的现状。我们发现跨国企业考验企业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欧美市场，需要企业拥有更为全面的综合竞争力：关键经营指标上（研发、能源效率、劳动生产率、管理等），外资企业在多数指标中显著领先于本土企业，这也是跨国企业能够推进东道国经济效益改善的原因。

比如，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为不同市场跨国企业的竞争要素提供了直观参考。2024年JETRO对1.8万家日本海外企业进行调查，筛选不同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竞争对手的竞争力以及企业的应对策略，我们认为其调查结果一定程度反映了不同区域企业的竞争力特点，或者不同市场竞争要素的差异性。

这份调查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第一，中国企业已被日本企业在多数海外市场视为重要的竞争对手。在日本企业出海不同市场主要竞争对手的属地分布上，我们观察到在大部分市场（如欧盟、英国、东盟、南非等），除了本土企业以及日本企业外，日本出海企业更多面临中国大陆企业的竞争，尽管欧美企业全球化程度高，但大部分市场中国大陆企业是日本企业更重要的竞争对手。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企业海外已经具备一定竞争力，此外基于亚洲企业本身特点的相似性，其海外市场的竞争也可能有更高程度的重合。

第二，日本出海企业认为成本竞争力、决策速度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竞争力，而在销售网络、品牌知名度、产品/服务的技术水平上中国企业相对优势或不够明显（如上图所示，由于中国市场日企筛选的头号竞争对手8成以上为本土企业，故对中国市场的调查能够比较好地反映中国企业本身的竞争力特点）。同时我们发现，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本竞争力都是较为重要的竞争要素，中国市场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竞争特性较为相似。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对于价格的敏感性可能较高，低成本竞争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策略，为了应对这些市场的竞争，日本海外企业将成本削减和降价视为这些市场的重要策略。

另一方面由于竞争要素的契合性，相较于其他市场而言，亚洲发展中市场可能是中国企业更容易渗透的市场。比如，在该调查的具体评价中，日企提到了在多个市场（包括美国、墨西哥、欧洲、泰国、印尼、阿联酋、中国等），中国产品的低价对其造成的竞争压力，从微观上也佐证了中国低成本制造能力是中国企业迈向全球的一大竞争优势。

第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对企业要求或更为全面，与发展中市场存在显著差异。竞争要素层面，相较于发展中市场，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成本竞争力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当然在绝对的百分比层面价格仍然是重要的因素，而在销售、品牌、技术、开发、本土化方面相对重要性均有所提升。意味着亚洲企业拓展发达国家市场，可能需要在综合实力上进一步提升，打造“六边形战士”以应对这些市场的竞争，这也在日本企业针对这些市场的竞争策略上有所体现，更多发力于销售、渠道、产品服务的开发，而更少发力于成本削减和降价。

跨国企业需要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而企业经济活动包括生产、研发、销售、管理等多个方面，整体上看中国企业在生产的规模化、成本、效率方面具备较强优势，并且在高端制造、研发强度、品牌价值&信任度、综合管理水平上持续提升，为我国企业迈向全球打下基础，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我们认为，我国企业迈向全球需要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从此前更专注于制造和研发，进而发展为研发、生产、营销、管理能力兼具，硬实力、软实力并重，本小节我们以品牌和管理为例进一步阐述。

品牌：我国品牌竞争力有所提升，但在发达市场仍需发力

根据国际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中国品牌价值1.81万亿美元，位列全球第2位，美国位列首位，达6.41万亿美元，相较而言我国存在一定差距。此外，中国品牌价值占GDP比重为9%，美国/德国/日本分别为21%/15%/18%，我国仍有提升空间。近年我国品牌信任度显著提升。人民网引用的Ipsos《2025中国品牌全球信任指数》报告显示，2021-2024年中国品牌信任度显著提升，从6%提升至20%，与此同时欧美品牌信任度出现连续多年停滞或小幅下滑态势。但我国品牌信任度仍有提升空间：1）横向比较来看，日本、德国、英国、美国、韩国信任度在50%以上，我国仍有差距；2）区域来看，2024年在发展中市场，信任中国品牌的比例达57%，而发达市场仅为30%，说明在发达市场我国品牌建设仍有提升空间。

国家比较来看，在发达国家中，德国和日本的品牌表现较为领先，在多数评价维度上都处于前两名的位置，我们认为这与德国严谨的工匠精神和日本精益制造的理念密不可分。在发展中国家中，我国整体表现优于印度，并在部分指标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相关国家产品是否被调查者实际使用”，“是否被认为具备创新性”，以及“是否被认为具备行业领先性”等。但同时在“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以公平和道德的方式做生意”、“尊重和保护消费者的隐私”、“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开展业务”等方面，从调查结果看我国的品牌形象表现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工信部，和制造业发展速度相比，我国品牌建设明显滞后，多数企业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能力弱，缺乏面对国际竞争的经验，例如尽管十二五以来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显著提升，很多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上述和品质相关的产品形象上，尚未看到明显改善，可见全球创牌是中国跨国企业打造竞争优势需要重视的环节。

管理：跨国企业要求高，我国仍存在提升空间

根据ESRC相关研究：1）各国家企业管理水平和人均GDP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更具优势，区域得分显示北美＞欧洲＞拉美＞大洋洲＞亚洲＞非洲；2）企业管理水平和所有权亦存在关联，股东分散、市场化程度高的私营企业管理水平表现较优，我们认为这与美国企业管理得分高也存在一定关联，职业经理人制度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11]，相对而言政府所有企业、家族企业管理得分较低；3）在各个区域，跨国企业管理水平显著高于本土企业，我们认为跨国企业需要面对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公司体量一般较大，管理层级庞杂，并且需要面对不同区域运营管理差异，对管理水平可能提出更高要求。全球来看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处于中游，相较于欧美而言仍有差距，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也是我国跨国企业需要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中国企业迈向跨国企业，除了修炼内功外，我们认为背景和环境层面的差异也需要重视——我国企业出海和发达国家相比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监管环境（详见前述章节，我国当前面临的海外投资审查更为严苛，是影响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我们认为，跨国企业需要充分认识和重视海内外的差异性，补齐不足的环节，积极跨越由差异性造成的各方面阻碍。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也是影响我国企业出海表现的底层因素之一。相较于欧美日韩跨国企业的成长背景，我国跨国企业的成长可能会面临差异化更大的海内外状况，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影响因素：在欧美日韩跨国企业的成长阶段，其人均GDP差距相对较小，而当前我国人均GDP相较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认为这使得我国企业出海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1） 供给端：竞争格局上，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市场竞争格局更为成熟，影响企业的竞争策略，同时传统行业的出海需要直面起步更早、实力强大的欧美龙头企业的竞争；竞争要素上，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成熟度与管理水平、研发强度、品牌力存在正向关系，同时也影响着渠道经销商的成熟度和合作模式，当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会使得成本端特别是人工成本更具优势。因此我国出海企业的竞争理念与管理水平与当年日韩企业或存在一定差异。

2） 需求端：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层次，对价格的敏感度，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对体验经济、品牌调性的重视度存在差异（也会影响到企业在销售（定价、品牌营销等）端的策略选择、能力和经验。因此我国出海企业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理解也可能需要加强。

重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消费者行为的潜在影响。根据Geert 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理论，东西方文化存在一定差异，在权利距离（对层级的接受性）、个人主义、长期主义、鼓励享受（对享受等是自由满足，还是克制规范）等文化要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影响企业对员工的管理方式（如更适合层级管理还是扁平管理），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如是否更看重实用性之外的价值）。因此跨国企业在实行本土化、跨境并购等战略时，以及在产品的设计、品牌营销等销售策略上，也需要重点考虑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影响。

在我们三篇系列报告中，前两篇我们梳理了全球跨国企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以期为中国跨国企业的成长提供参考。本篇报告我们探讨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以及面临的挑战，并分析跨国企业所需的竞争要素。当前中国企业已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海外布局基数尚低、规模不大，但企业出海意愿强、海外布局扩张迅速，同时我国企业出海也面临着外部环境的挑战，企业内在实力（全球品牌、管理等）仍需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随着我国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全球化布局的深入，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将不断推进，笃行致远，从国内龙头逐步成长为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

► 全球外资审查趋严：本文我们分析了2017年以来，海外特别是欧美的外资审查趋严，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企业出海或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 地缘扰动：稳定、安全、可预期的环境对出海企业而言尤为重要，当前地缘局势不断变化，可能影响企业的出海决策。

► 汇率波动：或影响企业的成本收益，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资金安全等。

► 监管合规风险：随着我国企业海外布局的深化，本土化运营重要性增加，海外法律体系、监管力度与国内存在差异，企业需要注重合规体系的建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