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迈入航天时代以来，航天活动逐渐从以国家为主导的战略领域向由市场化驱动的商业领域拓展，商业航天已然成为推动全球航天产业增长的核心动力。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最为关键的应用场景，正以低轨卫星组网为核心加速推进。在当前频轨资源“先登先占”的国际规则下，SpaceX等企业凭借其Starlink抢占了先发优势，我国的“国网星座”“千帆星座”也已进入规模化部署阶段。与此同时，在政策支持与军民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商业航天在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地面设备及下游应用全产业链迎来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火箭运力缺口、发射成本高企等挑战。未来，我国商业航天需在技术创新与成本控制上持续发力，以提升自身在全球航天市场的竞争力。

本文将深入剖析商业航天的驱动因素、行业现状、产业链布局以及相关企业的发展情况，全方位展现商业航天产业的壮丽图景，并对其市场规模进行科学预测，为关注商业航天的读者提供一份详尽且极具价值的行业深度报告。

01

行业概述

1、商业航天概念

据艾瑞咨询，不同国家/地区对商业航天概念定义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商业航天是指采用市场化机制以获取商业利润为首要目标而开展的航天活动，具有传统航天高风险、高投入、高技术特点的同时，还具有经济性、市场驱动性及约束性的特点。商业航天与军用航天、民用航天并列构成航天工业，主要包括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及空间站五大方向。

2、商业卫星产业是商业航天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美国卫星产业协会（SIA）数据，2024年全球航天经济规模整体增长4%，收入达到4150亿美元，其中商业卫星产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规模增至2930亿美元，占航天经济总量的71%，卫星制造及应用，以及与卫星发射相关的商业运载火箭产业是目前全球航天的重点。

3、卫星互联网是商业航天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卫星互联网是商业航天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基于卫星通信，通过发射一定数量的人造大基站在太空规模化组网，以完成类似地面宽带信息接入的功能。从架构来看，卫星互联网主要由空间段、地面段和用户段三大部分组成。空间段是指部署在不同轨道的通信卫星，构成卫星星座，用于承载信号的转发与处理；地面段包括地球上的卫星地面站、控制中心、发射基地等，负责与卫星之间的链路连接、信号调度和姿态控制：用户段则包括各种终端设备，如便携终端、车载设备、船载站等，是最终信息的接收与使用方。卫星通信具有可靠性高、覆盖范围大的特点，在军事、应急等移动通信及互联网接入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相较于传统的地面通信，卫星通信在覆盖范围、部署灵活性和极端场景适应性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传统的地面通信通过建立的基站向周围的区域发送指定类型的电磁波信号，传输给附近的终端设备，工作流程为“数据中心-核心汇聚接入-基站-手机”。在典型的卫星互联网架构中，信息流动路径为“数据中心—核心网—地面站—通信卫星—卫星间中继—接收终端”。其中，用户基带信号经上变频后由地面站发射至卫星，卫星完成变频、放大等处理后再转发至另一地面站，最终还原为基带信号供用户使用。与传统地面通信系统依赖密集基站不同，卫星通信通过部署在轨卫星提供跨区域、无缝接续的广域覆盖，尤其适用于地面网络覆盖薄弱的偏远地区、海洋以及应急通信场景，具备部署速度快、抗灾能力强、资源调度灵活等优势。

根据轨道高低，卫星可被分为高、中、低轨卫星。低轨卫星（LEO）位于距离地面300-2000公里的轨道上，因其轨道低，信号传播时延较短，链路损耗较小，且对用户终端的要求较低，能够支持微型卫星与手持用户终端，适用于低延迟、高频次的全球通信需求，典型代表如美国的Starlink。但由于其轨道较低，每颗卫星的覆盖范围有限，为实现全球覆盖，需部署更多卫星。中轨卫星（MEO）位于2000-35786公里的轨道上，相较低轨卫星，信号传播时延较大，但由于其较高的轨道，覆盖范围更广，全球组网所需卫星数量相对较少。国际海事卫星系统便是典型的中轨卫星应用案例。高轨卫星（GEO）位于35786公里的静止轨道，因其与地球同步，卫星相对地面静止，覆盖范围广，通常三颗卫星便能覆盖全球大部分区域。GEO卫星适用于电视广播、VSAT系统等，典型代表包括Intelsat、SES等。虽然其链路损耗较大，对用户接收端的要求较高，但其庞大的覆盖范围使其在大规模基础设施通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GEO卫星的应用更多集中在数据传输和电视广播领域，较少用于个人通信。

轨道高度决定功能，卫星互联网多以低轨卫星组网。低轨道卫星在低时延、高信号强度、广覆盖和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已成为各国发展的主力。低轨卫星距离地面较近，信号传播时延显著缩短，能够实现50ms以内的低时延，几乎与地面光纤网络相当，而传统的GEO卫星由于其轨道较高，数据传输延迟达到500ms左右。其次，由于距离地面较近，低轨卫星的信号强度较强，这使得地面终端设备能够更加小型化、轻量化，降低了用户接入的门槛。在低轨卫星系统中，由多个卫星组成的星座能够实现全球无缝覆盖，使其在覆盖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此外，低轨卫星采用蜂窝通信、多址、点波束、频率复用等先进技术，进一步提高了网络的容量和效率，确保了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通信。低轨卫星轨道资源较为宽松，卫星数量可大规模部署，且批量生产显著降低了单颗卫星的成本，使得低轨卫星相较于传统的中高轨卫星更具经济性和可持续性。当前在轨LEO卫星数量远超GEO卫星和MEO卫星。全球多个国家和公司纷纷布局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如SpaceX的Starlink、Oneweb等，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为全球通信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不同的卫星频段具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容量及抗干扰能力，从而影响卫星通信的性能和应用范围。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带宽潜力越大，但穿透力越差，更容易因“雨衰”（大气中的雨、雪或冰对无线电信号的吸收）而受到信号衰减的影响。目前卫星通信常用的频段涵盖L、S、C、Ku、Ka等，Ka频段因带宽优势，成为卫星互联网（如Starlink、OneWeb）的主要选择。

随着全球天地一体化通信网络的加速构建，卫星通信产业呈现出量质并进的快速增长态势。根据ResearchandMarkets测算，2025年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达65.1亿美元，2030年有望增长至113.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4.9%。中国市场在政策支持与技术成熟度提升的双轮驱动下，产业链条快速完善，商业化运营加速推进，有望成为全球卫星通信产业的重要增长极。自2020年“国网”计划提出以来，国家在低轨通信卫星领域加速布局。2022年，星网集团启动卫星地面网络部署与商业火箭发射基地筹建，卫星互联网明确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并与导航、遥感共同构建中国天地一体化信息系统。根据QYResearch数据，2021年中国卫星互联网市场规模已达292.48亿元，2025年前后中国卫星通信市场整体体量将迈入千亿元人民币级别，未来十年增长潜力巨大。

02

政策与需求共振商业航天提速

1、频轨资源“先登先占”，太空圈地竞争加速

频轨资源实施“先登先占”机制，时限要求考验各方规划进度与发射能力。根据国际电联ITU《无线电规则》，协调法为当前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主要分配机制——首先，申报采取“先占先得”机制，申报时间决定频轨资源优先使用权的分配；其次，ITU公布各申报国的卫星申报情况，各国参与国际频轨协调谈判。

SpaceX加快“星舰”超重型火箭验证步伐，或将进一步颠覆现有空间运载能力格局。Starlink组网的SpaceX已经在2020-2024年的5年间内将7000余颗Starlink卫星送上太空组网，并进一步开启天地存量终端直连建设。2025年，SpaceX的星舰计划进行25次发射，并尝试进行入轨级发射，一旦星舰投入到Starlink的建设中，其100t 的LEO运力将使Starlink的组网能力将呈指数级提升，将进一步强化其在空间运载能力和轨道占用能力方面的垄断优势。而近地轨道资源和优势通信频段资源都是不可再生且排他的，尽快投入我国各型运载火箭共同参与到GW和“千帆”星座建设中是加快星座组网，尽早实现星座建成运营的重要一步。

频轨资源稀缺性凸显，各国卫星企业加速布局。根据ITU数据，地球低轨卫星总容量约6万颗，目前各国申报数量已超6万颗；而低轨卫星所主要采用的Ku及Ka通信频段资源也逐渐趋于饱和状态。频轨作为满足通信卫星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已经成为各国卫星企业争相抢占的重点资源。按照SpaceX星链的规划，要在2027年前将4.2万颗卫星送入低轨，约占低轨卫星总容量的70%；截至2025年6月SpaceX已累计发射逾8000颗星链卫星。上海垣信“千帆星座”与中国星网“GW星座”均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截至2025年8月17日，国网、千帆星座分别完成9次、5次组网发射，部署卫星72颗、90颗。

GW星座首发组网投入我国现役最强火箭CZ-5B体现建设决心。2024年12月16日，我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我国现役最强低轨运载火箭CZ-5B将低轨卫星互联网01组10颗卫星送入轨道，根据航天科技一院专家朱海洋的介绍，CZ-5B在本次任务之后还将继续执行多发低轨星座的组网发射任务。本次GW星座组网发射是CZ-5系列运载火箭首次执行一箭多星部署任务，考虑到CZ-5B火箭高达25吨的LEO运力，为我国低轨运力最强的运载火箭，本次发射充分体现了我国如期建成GW星座的坚定决心。

2、从上市支持到项目规范，政策全面支持商业航天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扩大范围至商业航天，可有效缓解产业高前期投入及长研发周期等痛点。2025年6月18日，证监会发布《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明确扩大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适用范围，将商业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纳入支持体系。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主要面向未盈利但具备高成长性的科技企业，不对营收及利润做硬性要求，具体标准包括预计市值不低于40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等，精准对接商业航天民营企业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的产业特性。目前，蓝箭航天及屹信航天已启动IPO流程，后续产业多家龙头公司有望逐步申请上市，推动行业规模化发展。

国家加强商业航天项目质量监督管理，推动行业向质量发展转型。7月2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关于加强商业航天项目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首次系统性构建覆盖商业航天项目研制、生产、试验、发射、在轨运行、回收及退役的全生命周期质量管控体系。政策以终身追责制为核心，明确项目承担方为质量责任主体，建立“四方协同”监管机制，实施对首飞/复飞等高风险项目额外隐患排查与独立评估等措施，与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扩容形成从质量到资本的全面支撑，为行业发展划定质量标准，推动行业由竞速发展转向质量发展。

3、太空架构“弹性”化刚需托底，军民天地互联牵引蓝海市场

（1）防务需求：空间安全对抗与反对抗加剧催生增殖星座需求

国防体系对抗与反对抗、空间装备摧毁与反摧毁的迭代斗争向太空扩散，是商业航天防务需求的根本驱动力。美国认为现有的少量、大型精密卫星难以适应当前大国竞争下的太空环境，同时高超声速武器的实战化应用也对天基系统的探测、跟踪和数据传输能力造成极大地挑战。商业航天多样的商业模式和广泛的业务范围能够满足军用航天技术更新、快速采购、按需发射的需求，军方通过购买服务可以快速获取新技术，获得新能力。此外，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低轨卫星生产线也将可用于增强战时太空工业体系能力。

随着反导与反卫星能力在全球的扩散，现有的以高轨高价值大型航天器为主体的太空架构高度脆弱并面临关键威胁和严峻挑战。目前，使用直升式反卫星武器对太空中的卫星和天基系统发动攻击是比较成熟的方式，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均进行过相关动能反卫星实验。1985年9月美国使用高射ASM-135反卫星导弹将靶标星P78-1击落；2008年2月，美国从“伊利湖”号军舰上发射SM-3导弹击毁了失控的US-193卫星。美国现有反导拦截弹也大都具备反卫星的能力。例如，美国已经部署的GBI拦截弹射高达到2000km，能够精确打击处于中低轨道的卫星。此外，美国洛马公司正在研制的THAAD-ER系统拦截弹的射高达到300km，足以攻击一些低轨道上的卫星。除了直升式反卫星导弹外，以大功率激光武器为代表的定向能武器反卫星也越来越受到美军的重视。1997年美军公开了一次陆基激光武器反卫星的试验。美国空军的机载激光武器（ABL）和地基激光武器（GBL）同样都具备反卫星的能力。在美国当前太空架构中，每个卫星星座都由少量大型精密卫星组成，虽然现役卫星功能强大，但生存能力不足，如果卫星失效或在反卫星作战中被摧毁，则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够补发更换，对战场产生重大影响。

分布式的低轨星座可为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星座提供补充，进一步提升预警跟踪和通信能力，重点提升系统弹性，为满足任务需求创造更多可选方案。一方面，低轨星座通过分散部署和可扩展性来增加系统弹性，与GEO星座相比，LEO星座在显著失能前能承受更多数量卫星的损失，迫使进攻方发动更大规模的联合攻击，使防御方占据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近地轨道卫星星座的战时重建能力也更强。GEO卫星的成本高，设计复杂，技术迭代慢，战时补给和重建能力差，LEO卫星成本低，生产周期和使用寿命较短，需要例行补给以维持星座运行，产线上的卫星在战时可直接用于系统重建以满足作战需求。

“弹性太空”是美国太空战略发展的新方向，下一代空间架构重视低轨星座建设，谋求建立一个以组网分布式小卫星为主的太空系统，包括千余颗卫星。低轨星座以其低时延、快速响应、功能扩展性强等显著优势成为美国太空体系转型的焦点。2019年，美国太空发展局（SDA）首次提出构建一个“扩大数量、增加弹性”的“国防太空架构”，2023年SDA将计划更名为“扩散型作战人员太空架构”（PWSA），计划在1000～1500km部署约1500颗50～500kg的小卫星，建立以低轨通信卫星星座为基础，覆盖通信、导弹预警、侦察监视等七类功能的大规模、多功能空间系统，利用大规模和分布式提升应对现实威胁的弹性和应对新兴威胁的快速演进更新能力。截至2024年3月，除实验星外，美国已为PWSA订购433颗卫星，发射23颗，全系统预计2030年建成。

（2）民用市场：内需出海双擎驱动“飞轮”自持反哺研发高投入

国际卫星无线互联市场广大，包括Starlink在内的现有卫星网络容量不足以满足庞大的既有和新增用户接入需求，国内卫星服务企业的海外市场拓展潜力值得期待。民用可及市场方面，据ITU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球仅67.6%的人访问互联网，其中非洲地区访问率最低，仅37.5%的人接入互联网；移动网络方面，据AST SpaceMobile公司数据，全球有约56亿人每日进出蜂窝数据网络覆盖范围，有约34亿人没有订购蜂窝数据网络，其中约4亿人是由于没有网络覆盖，全球无线服务年市场空间超1.1万亿美元。宽带网络服务覆盖方面，根据ITU最新数据，在拉美和非洲的部分地区，宽带互联网接入并不属于社会普遍服务的一部分；网络接入质量方面，在部分人口稠密的基础设施欠发达的非洲和南美地区，Starlink网络容量持续处于饱和状态，网络供应缺口较大。

国内仍有约五千万人因网络覆盖问题未接入互联网，天地互联内需市场前景广阔。据ITU数据，我国接入互联网人口比例自2000年以来持续提升，截止2023年已经有77.48%的个人接入互联网，但是在未接入互联网的不到30%人群中，有17.5%（2021年数据，ITU援引国家统计局）是因为互联网服务未覆盖其所在地区，按照我国14亿人口计算，约5000多万人因网络覆盖问题无法访问互联网，卫星网络补盲可及市场空间十分广大。

民用商业航天市场需求落地依赖高强度的航天基础设施研发与建设投入启动“飞轮效应”，推动形成“技术溢出-商业化应用-反哺研发与建设”的良性自强化循环。不同于防务等特种领域需求来自装备对抗等外在动因引致，民用领域终端需求扩张依赖于：1）提升单位服务价值，如提升现有服务质量或开拓更多高端服务场景；2）横向拓展更多客户，创造更多服务和连接。这要求服务提供商需要快速拥有一款（一张）成本足够低廉，足以满足商业运营要求的运载火箭（卫星星座网络），将运营获得的利润投入技术创新，满足市场需求，为企业带来更多收入和利润，支持进一步的研发投入，从而实现商业航天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在相对短时间内快速、高强度的投入研发和网络建设，迅速形成初步服务能力，迅速占领可及市场，并产生现金流反哺巨额投资投入是关键。

03

行业现状

1、全球航天发射活动提速，中国航天产业步入快车道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航天时代。在接下来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美苏两国的太空军备竞赛为全球航天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美苏两国贡献了1957-1990年间超过95%的航天发射活动。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航天领域的美苏双头垄断格局由此改变。步入2020s全球航天产业发展提速，近五年（自2021年以来）航天发射活动次数（968）已超过2011-2020年总量（928），2024年中国航天发射次数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位。

2、低轨卫星组网催生发射需求，火箭发射成为商业航天关键环节

全球火箭发射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低轨卫星组网将催动火箭发射需求。火箭发动机自带氧化剂与燃烧剂，不依赖外界空气，可同时适用于地球大气层内外飞行，具备实现“地面—太空”跨域飞行的独特技术优势，因此成为当前唯一能够实现太空进入的手段，低轨卫星组网将催动火箭发射需求。2024年全球商业航天发射任务达175次，较2023年增长41%，占比由56%上升至66%；政府航天发射任务65次，较2023年减少11%；军事航天发射任务23次，较2023年减少12%。目前，国内低轨卫星组网进入规模化阶段，对火箭发射的需求将大幅增加。从国内市场来看，国内火箭发射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124亿元增加至2030年的346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约为18.65%。

美国SpaceX引领全球商业航天发射，中国呈现“国家队民企”双轨模式。在商业航天发射任务中，美国商业航天公司SpaceX（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活动次数遥遥领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位居第二，火箭实验室、星河动力等商业公司占中国发射量的20%。民营火箭有望与国家队形成合力，充分补充国内火箭发射资源，解决目前火箭发射成本高，频率低等问题。

3、天基互联网星座部署竞争激烈，新一轮太空竞赛已经打响

全球主要航天国家在低轨卫星网络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长期处于低轨卫星通信领域的引领地位，目前美国已形成由太空探索公司、Astra、亚马逊、波音公司等为主要核心成员的低轨卫星网络发展团队。其他国家也在积极布局低轨卫星领域。俄罗斯的《2016-2023年联邦航天计划》明确将通信卫星作为优先发展方向，英国的OneWeb项目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计划通过卫星星座为全球提供互联网服务；欧盟发布了主权星座计划，推动自主研发卫星网络；加拿大电信公司Telesat计划建设“光速”星座，主要为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中国在国家战略支持下，如虹云工程、鸿雁工程以及“星网”工程（GW）等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旨在构建覆盖全球、高性能的卫星互联网。中国正逐步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实现关键突破并提升全球竞争力。

Starlink是目前发展最快的低轨通信卫星星座项目之一。截至2025年8月，Starlink已发射8926颗卫星，其中7731颗“星链”在轨。SpaceX计划到2025年底发射12,000颗卫星，并在2027年完成总计42,000颗卫星的部署，形成覆盖全球的卫星星座。与其他卫星互联网项目相比，Starlink的优势在于其规模和速度。Starlink的计划量大约是OneWeb的20倍，通过更大规模的星座部署，将覆盖全球所有地区，包括传统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偏远地区和海洋区域，极大扩展了全球互联网接入的范围。此外，Starlink计划在2026年推出新一代卫星（V3），每颗卫星的网络容量将提升至60Tbps，显著提高下载速度，支持千兆级别的互联网接入需求。通过这些计划，Starlink能够在低时延和高带宽需求的应用场景中提供优越的服务，如高清视频、在线游戏等。

对标Starlink，“国网星座”&“千帆星座”加速建设。中国正在建设对标Starlink的星座——“国网星座”和“G60星座”。国网星座由中国卫星网络集团统筹实施，包括GW-A59以及GW-A2两个子星座，其中GW-A59子星座6080颗运行在约500km极低轨道，定位为大容量、低时延的卫星；GWA2子星座6912颗则部署在1145km近地轨道，侧重广域覆盖与网络冗余。国网星座计划在2030年前发射即约1,300颗卫星，到 2035年完成全部卫星的发射，优先满足国防、应急、海洋及“一带一路”沿线宽带刚需。千帆星座又称G60星座，由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分三阶段部署约1.5万颗卫星，提供手机直连、宽窄带物联网等多业务融合服务。与星网卫星主要面向国内的军民应用领域不同的是，千帆星座率先出海，2024年11月已与巴西通信部达成谅解备忘录，计划两年内于巴西本地部署卫星关口站并推出商业服务，打破SpaceX在拉美45.9%的市场份额垄断，体现了中国商业星座在全球市场的竞争潜力。随着千帆星座以及GW星座的发射与组网持续推进，中国低轨卫星产业将逐步形成规模效应，完善产业链生态，并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04

产业链分析

商业航天产业链涵盖多个环节，可分为上中下游。产业链上游为卫星制造及卫星AIT，包括卫星平台、卫星有效载荷和卫星整星制造；产业链中游包括卫星发射服务与地面设备制造，卫星发射服务包括发射场搭建、运载火箭制造和卫星在轨交付，地面设备包括地面站和终端设备；产业链下游为卫星的应用及应用，包括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等。

从卫星产业分环节收入占比情况来看，地面装备（包括用户设备）及卫星服务分别占产业总收入的53%和37%。

1、上游：卫星制造及卫星AIT

卫星上游主要是卫星制造，大卫星制造主要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卫星等国有企业完成，民营企业多参与小卫星及微小卫星；一般卫星包括卫星平台和卫星载荷，完成卫星平台和有效载荷制造后还需要进行整星总装、集成和测试（AIT）。

（1）卫星平台及载荷

卫星平台及载荷示意图（堆叠式）：

卫星平台及载荷示意图（展开式）：

1）卫星载荷包括天线和转发器两部分

卫星制造包括卫星载荷和卫星平台两大部分，通信卫星是未来的主要趋势，从通信卫星的构造来看。通信卫星载荷包括天线分系统和转发器分系统，天线分系统重要技术为有源相控阵、关键部件为T/R组件，转发器分系统重要技术为星上处理技术、关键部件为功率放大器。

卫星有效载荷相关上市民营企业有航天环宇/天箭科技（星载天线）、铖昌科技/臻镭科技（芯片）、国博电子/通宇通讯（T/R组件）、富士达/陕西华达（连接器）、国光电气（行波管）、上海瀚讯（整个载荷）等；

2）卫星平台包括结构、控制、推进等七大分系统

卫星平台是由支持和保障有效载荷正常工作的所有服务系统构成的组合体。按卫星系统物理组成和服务功能不同，卫星平台可分为结构、热控、控制、推进、供配电、测控、数据管理（或综合电子）等分系统。

卫星平台控制分系统核心组件有星敏感器、加速度传感器、飞轮和SoC芯片，相关上市企业有天银机电、航天科技、芯动联科、国机精工和航宇微；推进分系统趋势是电推进，相关上市民营企业有国光电气、神开股份、隆盛科技；测控分系统相关上市企业有星图测控、航天电子和鸿远电子；供配电分系统趋势是三结砷化镓太阳电池-锂离子蓄电池，相关民营企业有乾照光电；结构分系统中，光威复材、楚江新材、应流股份等民营企业可提供结构材料；热控分系统中，瑞华泰可提供热控材料；数管分系统相关上市民营企业有智明达、航天智装和鸿远电子。

3）卫星成本拆分：批量卫星载荷占成本70%，其中天线系统价值量最高

价值量/成本结构分析：1）据艾瑞咨询，一般定制卫星的成本结构中，平台以及载荷两部分各占50%；在定制卫星形成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时，平台成本被分摊，占单个卫星中的成本可以下降至30%；对于商业卫星公司，其理想情况下平台占卫星总成本的比例低至20%。2）具体来看，据电子发烧友网公众号，卫星载荷价值量主要集中在天线系统（占比75%），而天线系统中50%价值量为T/R组件；据艾瑞咨询（2021），卫星平台价值量最高的部分是控制与推进系统（占比40%）。

商业模式：卫星制造的商业模式较为明确，即客户采购卫星，卫星制造企业利用客户预付款进行卫星研制。低轨卫星星座建设使得下游客户需求发生变化，卫星制造的商业模式也随之有一定改变。

（2）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卫星AIT）

卫星整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过程统称为卫星AIT(Assembly,Integration and Test)，是卫星研制过程中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工作项目包括结构、推进、管路部装，平台、载荷产品安装与综合测试，力学、光照、热平衡、热真空、电磁兼容性等试验测试。传统整星AIT流程一般需要1年以上。目前AIT流程得到有效缩短：国内小卫星的AIT研制从1年的周期缩短至3个月，而Starlink项目目前已经达到8颗/天的生产速度。

卫星AIT相关企业有中国卫星/上海沪工/长光卫星/九天微星（整星AIT）、苏试试验/西测测试/思科瑞（卫星测试）等。

2、中游

（1）中游卫星发射服务

卫星发射服务主要是运载火箭的制造，“国家队”有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民企第一梯队有星河动力、中科宇航、星际荣耀和蓝箭航天等。具体而言，与运载火箭结构件相关的上市民营企业有斯瑞新材/宝钛股份/博云新材（发动机原材料）、超捷股份（整流罩、贮箱等）、铂力特/华曙高科（火箭零部件打印工艺）、钢研高纳（其他结构件）、航天电器（高端连接器）、高华科技（火箭发射传感器）、九丰能源（甲烷燃料）；国内有不少从事运载火箭整箭制造的民企，但目前均未上市，包括星河动力、蓝箭航天、星际荣耀、零壹空间等。

1）运载火箭分为固、液、固液混合，液体火箭是主流趋势

运载火箭指的是将卫星等航天器推向太空的载具。运载火箭依靠自身携带的推进剂（燃料氧化剂）燃烧产生高速喷射气流获得反作用力推进，不依赖外界空气，因此可以在大气层内外飞行。按照级数，运载火箭可分为单级火箭和多级火箭；按所用推进剂来分，可分为固体火箭、液体火箭和固液混合型火箭三种类型；根据是否可回收，分为一次性使用火箭、部分重复使用火箭和完全重复使用火箭。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指运载器从地面起飞完成预定发射任务后，全部或部分返回并安全着陆，经过检修维护与燃料加注，可再次执行发射任务。

液体火箭成为主流方向。液体发动机具备推力可调、比冲高、可重复点火等优势，成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的主流选择。液体燃料包括液氧煤油和液氧甲烷，液氧煤油技术成熟，已在“猎鹰9号”等火箭中实现多次复用，但液氧煤油燃烧后会形成积碳，长期使用会影响发动机的性能；液氧甲烷则具备更高比冲、更少积碳，发动机维护周期短，更适合高频次重复使用。同时，相较于煤油发动机，氢氧甲烷发动机因燃烧产物更轻、喷流速度更高，能够产生更大的推力。航天六院研发的14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较传统氢氧发动机提升40%，推重比达180:1。这些优点使得液氧甲烷发动机成为下一代可回收火箭的主要选择。两类推进剂分别支撑当前和未来的复用路径，共同推动发射成本进一步下探。

2）运载火箭成本构成：发动机价值量最高

运载火箭成本构成：运载火箭的硬件成本主要包括发动机、箭体结构、电气设备、阀门机构、火工品、推进剂等。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发动机和箭体结构均是硬件成本的主体，据《猎鹰-9运载火箭发射成本研究》（朱雄峰等），一子级中发动机占比超50%、箭体结构占比23.5%；二子级中成本占比最高的为箭体结构（29.5%），其次是发动机（28.6%）。考虑复用火箭成本，一子级能够实现回收复用。

3D打印技术正逐渐应用于火箭发动机生产中，较大程度降低了发动机的生产成本、缩短了研制周期。

3）我国商业航天发射场建设加速，卫星发射效率有望显著提升

商业模式：卫星发射服务参与者包括火箭公司、发射服务提供方、发射场和保险公司。发射服务提供方一方面与卫星发射需求的公司对接，承揽国内外商业发射订单，另一方面同时对接火箭公司、发射场与保险公司。火箭公司主要负责运载火箭研制、发射任务分析、运载火箭技术接口协调等。发射场主要负责对发射活动进行计划和排期等。目前相关政策规定第三者责任险必须购买，而发射及在轨保险往往会作为卫星发射全套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共同提供给卫星公司。

航天发射场等航天基础设施能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共拥有酒泉、太原、西昌、文昌四大传统航天发射场，但绝大部分发射工位多服务于国家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军用卫星等战略任务，商业任务在排期与资源获取方面缺乏优先权。同时，存在“火箭总装与发射场布局错位”问题，民营火箭企业总装基地主要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发射场却集中于西北、华南等地，跨区域运输不仅增加成本，也面临拆解、重组等工程挑战。相比之下，美国沿海地区已布局约20个航天发射场，配备40余个工位，其中卡纳维拉尔角与范登堡空军基地在2024年分别完成67次与47次发射，体现出较强的多工位高频发射能力。为缓解发射资源瓶颈，中国正加快商业发射基础设施建设，海南、海阳、阳江等地相继推进新发射场布局。其中，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建成两座液体火箭工位，单工位年发射能力可达16次，远超传统工位水平；二期建成后预计整体年发射能力超60次。此外，凉山、阳江等地发射场也在规划推进中，有望形成“内陆沿海”互补布局，为中国商业航天迈向规模化、高频次提供坚实保障。

（2）中游卫星地面设备包括地面站和终端设备

1）地球站可分为三类

地面站负责发送和接收卫星信号，并对卫星网络进行管理，通常也称为地球站。

分类：地面站根据其是否可以移动的属性，分为固定站、可搬移站（静中通车载站便携站、背负站）、移动站（动中通车载站/船载站/机载站）等站型。

构成：典型的地球站主要由天线及伺服跟踪分系统、射频分系统、调制解调分系统、用户业务接入分系统、管理控制分系统及供配电分系统组成（许多卫星通信设备厂商在同一个设备中集成了调制解调、业务接入及管理控制功能，一般称这类设备为信道终端设备或卫星通信终端）。1）天线及伺服跟踪分系统：由天线、馈电、驱动、跟踪等设备组成，实现对卫星的高精度跟踪及无线信号的发射与接收功能。2）射频分系统：主要由发射子系统和接收子系统组成。发射子系统由上变频器和功率放大器组成，功能是将调制器输出的中频信号调制到卫星通信使用的射频频段，并将信号进行功率放大，放大后的信号通过天线辐射到卫星。接收子系统由低噪声放大器和下变频器组成，功能是将天线接收的微弱射频信号进行低噪声放大，再变频到中频，变频后的信号送后端解调器进行解调。3）调制解调分系统：由若干调制解调器组成。调制器将数字化后的用户业务数据进行信道纠错编码和数字载波调制，变频为满足卫星信道传输要求的中频信号；解调器完成输入中频信号的解调和译码，输出数字化的用户业务数据。目前一般将调制器和解调器进行一体化设计。4）用户业务接入分系统：主要实现语音、图像等模拟业务的数字化（一般称为信源编解码），接口协议处理，多业务复分接，业务调度与接入控制等功能。5）管理控制分系统：实现对地球站各设备的参数配置和工作状态的监视；在组网应用的情况下，还需要通过网管信道和中心站网管中心进行管理控制信息的交互（如信道分配信息等）。6）供配电分系统：为地球站各设备提供所需的电能。

卫星地面站组件相关厂商有信维通信/盛路通信（终端天线）、创意信息（馈电基带）、雷科防务（地面站测控分系统）等。

2）终端设备包括手持终端和移动终端

卫星地面设备制造分为地面站及终端设备两部分。终端一般位于卫星天线形成的某一波束（类似于地面通信网中的区域）中，其与通信卫星间的链路称为接入链路。

分类：主要分为手持终端（卫星电话）和移动终端（车载、船载、机载通信终端、卫星通信热点）等。主要厂商为华力创通、振芯科技、中电科54所、海格通信、金信诺等。

构成：手持终端的核心组件为射频芯片、基带芯片、调制解调器及功率放大器。1）基带芯片负责信号处理和协议处理。发射时，基带芯片把语音或其他数据信号编码成用来发射的基带信号；接收时，把收到的基带信号解码为语音或其他数据信号，它主要完成通信终端的信息处理功能。2）射频芯片负责信号发送和接收。发送信号时，射频芯片将基带信号转换为指定频段的射频信号，通过天线发送至基站；接收信号时，射频芯片将天线接收到的特定频段的信号转换为基带信号传递到基带芯片。射频芯片主要包括射频功率放大器、射频开关、射频滤波器、双工器和射频低噪声放大器等。

终端设备的价格：1）国内市场：据《卫星移动通信市场现状及我国市场发展空间研究》（王文跃等，2017/8）研究显示，我国民用卫星移动通信终端价格约5000元，军用单兵手持价格约2万元，车载和便携式终端价格约20万元。2）美国市场：据《美国星链项目应用产业链研究》（赵晓凌等，2022年），星链紧密结合不同的非军事应用场景，开发了多种面向政府、行业和个人的动中通和静中通终端，其中民用静中通终端产品目前已推出三种，包括售价599美元的普通民用终端和车载（房车版）终端以及售价2500美元的商务终端，不同终端的通信速率也有区别，例如商用终端吞吐量是普通民用终端的两倍；民用动中通终端产品至少有三种，包括售价10000美元个人航海终端以及行业用的航空机载终端和航海船载终端等。

卫星地面设备商业模式：地球站与终端设备的商业模式有所不同，终端设备是卫星通信产业商业落地的关键收益环节。1）地球站通常通过招投标进行建设，国家有关部门或卫星运营公司发布招标公告，地面设备制造商自研自产或对外采购部件，进行总装，建成后招标方进行运营并提供服务。2）终端设备一般由终端公司生产完工后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我国自主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的成熟将给我国卫星通信终端制造企业带来较大成长空间。

卫星终端设备厂商有盟升电子/金信诺/星网宇达/七一二（终端设备）、海格通信/华力创通（终端设备及芯片）、铖昌科技/国博电子（通信芯片）等。

3、下游

商业航天下游主要有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和卫星遥感三大领域，卫星通信是重点市场，发展低轨卫星通信是产业链的大势所趋。

卫星通信是指利用卫星上的转发器作为中继站，转发无线电波，实现两个或多个卫星通信站之间的通信，主要用于远距离的语音、数据、图像、视频传输等业务场景。卫星通信应用场景广泛，受多重因素驱动，卫星互联网/星地融合通信将成为应用蓝海。

卫星导航是指采用导航卫星对地面、海洋、空中和空间用户进行导航定位的技术。导航卫星实质为通信卫星的衍生应用，通过准确知道卫星所处的位置以及精确的时间，从而判断地面的位置。目前，全球共有四大导航卫星系统，分别是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欧洲航天局的伽利略、中国的北斗。

卫星遥感是指从地面到空间各种对地球、天体观测的综合性技术系统的总称。可从遥感技术平台获取卫星数据、由遥感仪器进行信息接收、处理与分析。卫星遥感调查具有传统的调查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在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地质矿产资源、水利资源调查和农作物估产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据UCS Satellite Database数据，截至2023年5月1日，全球在轨卫星数量最多的前五的应用领域分别为通信、遥感、技术试验、导航定位以及空间科学，其中通信卫星以5514颗的数量遥遥领先，已成为推动商用卫星发展的主要方面。结合国家维度来看，美欧通信卫星数量相对领先，美国在低轨通信卫星数量上领跑全球，中国导航卫星数量居世界第一，各国应用各有侧重。

卫星通信的商业模式：1）ToC：个人用户使用渠道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向卫星运营商及其子公司购买，如中国卫通，其可为用户提供船载通信、机载通信、应急通信、互联网接入等多种业务服务；二是向设备生产企业及其代理商购买，如购买动中通、静中通等。2）ToB：行业用户包括特殊行业用户（如应急通信保障中心、消防局等政府机构）、垂直行业用户（如渔业、畜牧业、电力、水利等企业用户）。企业用户采购渠道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与卫星通信运营商合作定制专用网络应用服务，二是公开招标采购设备生产企业的卫星通信设备，再由设备生产企业与卫星运营商协调，远程开通卫星网络应用服务。

卫星运营赛道壁垒较高，业务相对垄断，属于寡头垄断市场：卫星通信行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由于其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安全，我国对卫星通信行业的管制相当严格，要开展相关卫星互联网运营服务，必须获得相应的牌照（电信业务资质和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目前，第一类卫星通信业务牌照（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仅由中国卫通、中国电信和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等少数企业拥有，这些企业具有经营卫星移动通信业务和卫星固定通信业务资质；第二类卫星转发器出租和出售业务牌照只有中国卫通、中国电信和中信数字媒体网络有限公司等企业拥有。由于无线电频率资源有限且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因此应用端需要在相应主权国家申请频率使用许可才能开展业务。中国卫通在卫星运营服务领域具有显著优势，运营管理着十余颗优质的在轨民商用通信广播卫星，覆盖范围广泛，包括中国全境、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以及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等。

卫星运营资质壁垒较高、格局较好：只有中国卫通、中国电信、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信数字媒体网络有限公司等少数企业。

卫星通信相关企业有震有科技（卫星核心网）、信科移动（手机直连卫星技术）、三维通信（卫星宽带互联网服务）等；卫星导航相关企业有北斗星通（导航产品）等；卫星遥感相关企业有中科星图（遥感IT服务）、航天宏图；智慧城市建设相关企业有长江通信和南京熊猫。

05

商业火箭：卫星组网带来运力缺口，商业火箭加速发展

1、火箭运力紧张，掣肘卫星组网节奏

随着低轨星座规划数量大幅上升、组网节奏显著加快，火箭在多星搭载、批量发射能力和入轨精度等方面的技术门槛持续抬升，成为制约低轨卫星系统建设效率与成本的核心因素之一。运载火箭研发技术门槛极高，当前全球仅有约13个国家具备独立研发运载火箭的能力。中国近年来在运载火箭领域持续突破，标志性型号包括长征系列、快舟系列、以及近年来研发的多种商业运载火箭。火箭作为航天产业链的支柱，不仅承担着卫星发射、深空探测等国家级任务，也成为商业航天市场爆发的关键支撑，带动了相关材料、动力、制造与系统集成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随着多星座组网计划全面铺开，我国对运载火箭数量的需求正呈现爆发式增长。2025年将成为我国商业低轨通信星座集中部署的关键年份，其中“千帆星座”计划完成一期648颗卫星的组网发射，“国网星座”亦拟发射约260颗，吉利未来星座、鸿鹄三号等新项目也将陆续启动，合计全年商业卫星发射需求预计接近1,000颗。在此背景下，火箭成为支撑大规模组网的关键环节，其多星搭载、快速发射与高可靠性的能力需求显著上升。但2024年全年中国仅共实施68次轨道发射，发射飞行器总数约250颗；即便2025年在乐观情形下实现100次发射、搭载数量提升至550颗上下，依旧难以支撑商业星座的高密度组网进度。同时，商业卫星发射仍需与国家级航天工程任务共享有限运力资源。2025年，中国航天系统将在空间站长期运营的基础上，实施嫦娥七号月球南极探测、天问二号小行星采样、“鹊桥二号”中继星发射以及载人登月等多项关键任务。这些国家级工程对窗口调度和火箭可靠性要求极高，将进一步压缩商业发射的排期空间，放大民用航天对运力的竞争压力。所以提升商业火箭的运力以及增加商业火箭的发射工位是解决运力问题的关键。

中国在火箭的发射频次、运载能力和成本效率上仍需提高。发射成本指发射1kg载荷到指定轨道的成本，通常采用火箭成本与最大运载能力的比值来表征，不同火箭发射成本差距较大。目前猎鹰9号低轨发射成本约为每千克1万元，而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仍在每千克4万至9万元区间波动，民营商业火箭则普遍高于每千克10万元。与美国相比，中国在火箭发射频次、单箭运载能力和成本效率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美国在发射次数、单次投送载荷质量及一箭多星能力上大幅领先，而中国主力火箭的运载能力明显偏低，难以满足大规模星座部署需求。在成本方面，美国通过火箭复用技术大幅降低了发射成本，而中国当前发射成本仍然偏高，缺乏价格竞争力。因此，中国亟需通过加速可回收火箭等关键技术迭代、优化发射体系、降低成本，全面提升综合发射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以支撑国内低轨星座的规模化组网和商业航天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SpaceX是全球商业航天公司的标杆

作为商业航天的开创者，SpaceX自2002年成立以来，率先在火箭重复使用、发射效率和成本控制等关键环节实现突破，构建起覆盖研发、制造、发射与卫星应用的一体化体系。相比仍以技术验证为主、产品尚未定型的国内企业，SpaceX在液体发动机自研、箭体标准化设计、发射流程自动化等方面优势显著，具备成熟的工程体系与稳定的交付能力。目前，猎鹰9号是SpaceX的主力运载火箭，承担着大部分商业发射任务。公司已建立起“高复用、高频次、低成本”的商业闭环发射模式，并在猎鹰9号基础上推出具备150吨近地轨道运力、全箭可回收、目标成本低至每公斤10美元的下一代重型火箭“星舰”（Starship），未来有望进一步重塑全球航天发射能力的边界。

SpaceX的猎鹰9号（Falcon9）是全球首个使用垂直起降技术实现规模化重复使用的液体燃料运载火箭。其中Block5型号技术成熟，单次可向近地轨道运送约22.8吨载荷，支持至少10次无翻新复用，经过翻新后理论上可重复使用达100次。猎鹰9号一级助推器的复用能力显著摊薄了发动机、结构体等高价值部件的制造成本；同时，稳定的回收流程与较低复杂度的翻新工作，也有效控制了维护支出，使其近地轨道发射的边际成本已降至每公斤1000–2500美元，远低于传统火箭每公斤上万美元的价格，降本幅度超过80%。依托该型号的高度复用性，SpaceX的年度发射频率显著提升，从2017年起进入快速增长通道，2024年共完成138次发射，占全球轨道发射总数的52.47%。在此基础上，SpaceX还进一步推出了由三枚猎鹰9号助推器并联构成的重型猎鹰火箭（FalconHeavy），其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可达63吨，为全球现役运力最强的液体火箭系统，并具备相同的回收与复用机制，进一步提升了重载任务的性价比。以猎鹰系列为核心，SpaceX构建起“高复用、高频次、低成本”的发射平台，重塑了全球商业航天的成本结构与供给能力边界。

以SpaceX星链为鉴，来看卫星互联网及商业航天技术路径：

（1）可复用火箭技术：显著降低边际发射成本

在一次性火箭中，一级通过实现发动机的重复使用，便可将高昂的硬件成本在多次发射中摊薄，从而显著压低单次发射价格。运载火箭的回收方式主要有伞降飞回、翼滑飞回与垂直起降回收三种。垂直起降式回收即通过姿控与反推发动机控制，令火箭在发射后期精准返回起始平台或海上驳船，实现动力着陆。相比于伞降回收，垂直起降回收着陆精度高、着陆冲击小，能实现包括一级发动机等核心部件在内的箭体整体无损伤回收；相比于翼滑飞回，垂直起降对地面场地及保障要求低、对运载效率影响小、技术难度较低，因此具有相对最高的商业应用价值，是当前火箭回收的最主流方式。

目前，火箭回收技术已在SpaceX的“猎鹰9号”上实现成熟应用。全新猎鹰火箭的发射成本约为5000万美元，其中一级火箭成本占比超过60%。在实现一级火箭与整流罩的重复使用后，叠加推进剂（40万美元）、地面测控及准备费用（460万美元）、一级维修及回收操作费用（不超过500万美元），单次发射总成本可压缩至约2000万美元；当一级火箭复用超过10次后，平均发射成本进一步降低至1700万美元以下，降幅接近70%。平均每公斤发射费用从6–15万元降至约2万元，毛利空间从一次性发射的1200万美元显著提升至超过3000万美元。

（2）一箭多星：堆叠式卫星发射方式充分利用火箭运力

“一箭多星”是指在一次火箭发射任务中，将两个以上的卫星或载荷送入不同的轨道。1960年美国首次采用该技术用一枚火箭发射了两颗卫星，次年又成功发射了“一箭三星”；中国在1981年9月成功地用一枚“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将一组三颗“实践二号”卫星送入地球轨道，成为继前苏联、美国和欧洲航天局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一箭多星发射技术的国家；印度和日本则分别于2008年和2009年实现了一箭多星发射。2021年，美国SpaceX公司利用猎鹰9火箭成功发射了“一箭143星”，刷新了世界纪录。

充分利用火箭运载能力，降低平均发射成本。传统火箭采用一箭一星的发射方式，由于卫星设计质量不可能与火箭运力完全一致，不可避免地造成火箭运载能力浪费。一箭多星模式可以根据火箭运力来合理选择搭载对象，增加卫星发射机会，降低单颗卫星的平均发射成本。此外，一箭多星发射可以加快星座构建速度，大幅缩短大型卫星星座组网时间。

星链采用堆叠式卫星发射方式。在实现一箭多星方面，星链采用了卫星堆叠、自主供电、被动分离方案——平板式卫星沿拉杆在箭体内分层堆叠；起飞后卫星通过低成本真空检测器判断飞行高度进行自主供配电激活；到达分离位置时靠星箭组合体旋转使各卫星自行分离并散开。卫星堆叠方式不需要单独为每颗卫星配置卫星分配器，从而节约载荷质量，更加充分地利用运载火箭整流罩内部空间，提高了发射效率，是一箭多星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向。

（3）规模化卫星生产：模块化生产方式，关键系统部件坚持自主研发

在传统的航天工业中，卫星制造长期以来采用小批量、高复杂度的生产模式，单颗卫星的生产周期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这样的生产效率无法适应大型互联网星座快速组网的需求。因此，马斯克在星链成立之初，就提出将以汽车或电子产品的流水线生产模式生产卫星。

流水线、模块化生产提升生产效率。SpaceX于2018年2月发射的2颗实验卫星，其制造、集成时间长达半年以上，而随着新版卫星的持续推出，其生产速度不断加快、生产规模持续上升。2020年3月时为6颗/天，已是其主要竞争对手OneWeb生产速率的4倍。SpaceX在美国华盛顿州雷德蒙德市的卫星制造设施，通过结合高度自动化生产线与模块化设计理念，能实现每天生产6颗卫星，保守估计其年产量超过1400颗卫星。流水线、模块化的生产方式不仅能够提高效率，更能快速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成本。

坚持“为生产而设计”理念，核心部件自研自产。星链的设计生产采用“为生产而设计”的理念，始终把卫星的规模化制造放在卫星研发的重要地位。对于星载高通量通信天线、卫星间激光通信设备、霍尔推进器等核心系统部件，SpaceX采取自研自产，地面通信终端、卫星金属部件精加工等非核心部件则与外部企业展开合作，并且采用工业制造标准而非航天专业标准。这样的方式既提高了生产的稳定性，又降低了关键技术对外部的依赖，为未来技术升级创造条件。

（4）发射工位：“三平”模式缩短占位时间，实现发射工位高效率周转

发射区占位时间短，提高发射工位周转效率。猎鹰-9火箭采用“三平”测发模式，在发射区仅需完成气、电、液、空调接口对接、射前检查与状态设定、推进剂加注后便可实施发射。较少的发射区工作项目带来较短的发射区占位，猎鹰-9火箭的发射区从火箭加电至发射点火的工作流程耗时不超过10小时，综合考虑发射窗口、气象条件等因素后在发射区的占位时间一般不超过1天。这使得猎鹰-9火箭发射任务与前序、后续任务的绝大多数工作可以并行开展，实现了3个发射工位支撑100次以上年发射任务的高效周转。

设施优化大幅简化工位修复周期，统一箭地接口节省状态转换时间。“三平”测发模式使得猎鹰-9火箭发射工位无需建设系统复杂且发射时易受火箭燃气尾焰损伤的勤务塔及空调系统、塔吊等配套设施；此外，通过改进导流槽排焰能力、将发射台附近的重要设施与管路埋设于混凝土地面之下、改进优化发射台表面涂层抗烧蚀性能、采用喷水降温系统限制火箭尾焰对发射台损伤等措施的应用，SpaceX公司大幅缩短了简化后的猎鹰-9火箭发射工位设施设备修复周期（同工位最短发射间隔为2天17小时）。此外，SpaceX公司通过改造建设为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工位LC-39A、卡纳维拉尔角天军基地SLC-40发射工位、范登堡天军基地SLC-4E发射工位设置了统一的箭地接口，使得猎鹰-9火箭可以完全一致的技术状态在各发射工位执行发射任务，节省状态转换周期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发射可靠性。我国目前发射工位周转时间为2周到1个月，周转效率仍有待提升。

3、国家队主导火箭发射市场，民营火箭竞相发力

目前中国火箭型号体系主要分为国家队主导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与民营企业自主研制的商业火箭两大类型。“长征系列”作为中国空间发射的主力，涵盖从中小型到重型的多款成熟型号，具有可靠性高、运力覆盖广、适应任务多样的特点。其中，长征五号承担空间站建设等大载荷任务，具备25吨近地轨运力，是中国现役运载能力最强的火箭；长征六号和六号改侧重于一箭多星的快速组网；长征八号及其改进型“长八甲”则主要服务于低轨通信星座组网，如千帆和国网星座，是目前卫星互联网发射的主力型号；长征十一号具备海上发射能力，适用于灵活部署。民营火箭方面，自2015年前后政策放开以来，涌现出星河动力、蓝箭航天、零壹空间、天兵科技、九州云箭等一批商业航天公司。其研制的火箭多聚焦于小型低轨发射市场，强调“快、灵、便宜”的特性。尽管民营火箭在可靠性和运力上仍与国家队存在差距，但已有数款型号进入实际发射阶段。如星河动力的谷神星一号已完成多次入轨发射，是当前发射频次最高的民营火箭；天兵科技的天龙二号为液体火箭，具备1.5吨运力，2024年完成首飞并成功入轨，标志国产液体火箭商用化迈出关键一步；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则是全球首个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具备重复使用潜力；中科宇航的力箭一号则实现为阿曼客户发射遥感卫星，开启民营火箭国际商业服务的探索路径。

当前中国火箭发射市场仍由国家队主导。目前中国的大型卫星星座如“千帆星座”“国网星座”均依赖长征系列火箭实施组网发射任务，民营火箭尚未参与，主要因其运载能力和可靠性尚不足以满足“800公里近极轨道4.5吨以上运力”“成功飞行经验”等严苛的招标门槛，仅航天科技一院与八院具备投标资质。未来，随着民营火箭在发动机、结构、系统集成等方面持续投入和技术进步，其运载能力和可靠性有望不断提升，尤其是在中小型卫星发射、快速响应发射、成本敏感型任务等细分市场中展现竞争优势，逐步实现从国家队补充向主力军的角色转变。

中国民营航天公司近年来迅速崛起，逐步确立了以液体火箭、重复使用技术和低成本发射为核心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商业航天公司多数由航天系统技术骨干或知名高校背景团队创办，具备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涵盖发动机研制与系统集成。行业正加速迈入中大型运载能力与规模化制造阶段。在技术层面，呈现出动力方案多元化与回收路径分化的趋势；在市场应用上，聚焦于卫星星座、高频发射等高潜力商业场景。头部企业已实现入轨验证，具备批量生产能力，技术壁垒与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蓝箭航天是全国首家实现基于自研液体发动机成功入轨的民营火箭企业，“朱雀二号”为全球首款成功入轨的液氧甲烷火箭，并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首飞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该火箭采用不锈钢箭体结构，目标降低运载成本，支撑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如中国星网和上海千帆星座；东方空间以“引力”系列布局中大型液体火箭，“引力一号”创造全球最大固体火箭纪录，“引力二号”预计2025年首飞，核心在于推进芯级回收；天兵科技凭借“天龙二号”成为国内首个实现液体火箭入轨的民营企业，下一代“天龙三号”对标“猎鹰9”，运力可达22吨；星河动力是首个挑战并成功实现500km太阳同步轨道发射的私营公司，“谷神星”系列聚焦小型固体火箭，“智神星”系列则面向中大型液体可回收火箭；中科宇航的“力箭一号”已发射，“力箭二号”将实现12吨运力和20次复用；深蓝航天专注“星云”系列可回收液体火箭，计划实现中国首个回收型火箭的入轨发射。

中国在火箭技术上正加速追赶，火箭发射效率即将迎来提升。在重型火箭方面，中国正在同步推进“长征九号”与“长征十号”的研发。长征十号预计2027年前后首飞，在低轨可达70吨、可将27吨送入月球轨道，运力对标目前SpaceX主力使用的猎鹰9号，专为载人登月设计；长征九号目标运力达到LEO150吨，将超过SLS和土星五号，对支撑后续大型空间活动、载人登月及深空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在可回收技术上，国内商业火箭快速完成从固体向液体、从一次性向可回收的技术跃迁，朱雀三号、力箭二号、双曲线三号、星云一号等多型民营液体火箭将在2025年前后集中首飞，大多具备重复使用潜力。目前中国已完成多个公里级VTVL试验，技术水平相当于SpaceX在2014–2015年猎鹰9R验证阶段，逐步迈入从工程验证向实战应用的过渡期。2025–2026年被视为中国可回收火箭的首飞验证关键期，若相关试飞取得进展，预计至2027–2028年商业火箭年发射次数将显著提升、成本快速下降，带动整体火箭发射效率进入爬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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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预测

两大星座撬动千亿航天基建市场，天地互联牵引亿万营收。到2030年前，仅“千帆”和GW两大低轨巨型星座组网卫星需求或达1.5万颗以上，相关卫星制造市场超2700亿元。“千帆”星座方面，计划在2025/2027/2030年底星座规模达到648/1296/15000颗（ITU申报1.52万颗）；GW星座按照建设规划和ITU要求，计划在2029/2035年底星座规模达到1299/12992颗，假设星座建设速度每年恒定，不考虑卫星自然陨落和受控离轨所牵引的卫星补网需求，到2030和2035年两大星座建设合计需求卫星约1.8万颗和2.8万颗。据垣信卫星在2024珠海航天论坛报告演讲时表示，国产低轨通信卫星单星成本约为1500万元。据中国电子报道，格思航天为“千帆”星座研发的可堆叠型平板卫星单星重约300kg，假设GW星座卫星和“千帆”星座卫星同样为300kg级，且不考虑卫星平台未来可能增重导致单星价格可能上涨，即单星平均造价均维持在1500万元，到2030和2035年，仅“千帆”和GW两大巨型星座建设的卫星需求将合计牵引约2737亿元和4199亿元的卫星制造市场空间。

卫星发射进入高密度阶段，到2030年前，“千帆”和GW两大星座组网建设共需约426次火箭发射。“千帆”星座截止2024年底已发射54颗卫星，均采用一箭18星的方式发射，未来还将拓展一箭36和54星发射方式。假设2025年起，50%的发射次数开始采用一箭36星发射模式，2026-2027年全部采用一箭36星模式，自2028年起采用效率更高的一箭54星发射模式，则未来6年“千帆”星座建设所需的火箭发射次数：1）2025年22发火箭（11发18星，11发36星）发射594颗卫星；2）2026-2027年18发火箭（一箭36星）发射648颗卫星；3）2028-2030年254发火箭（一箭54星）发射13716颗卫星（不得少于13704颗）。GW星座方面，目前GW星座01组卫星在2024年底由CA-5B火箭以一箭10星方式发射，02组卫星在2025年2月由CZ-8A火箭以一箭9星方式发射，从任务火箭看，GW星座相对单星质量更重，预计GW星座未来或主要采用一箭9/10/18/36星方式部署。考虑到任务紧迫性，综合考虑我国火箭产能供应情况，2025-2029年发射1289颗卫星预计需要73发火箭；2030-2035年部署不少于11693颗卫星预计需325发火箭：1）2025年继续执行2次一箭10星发射，3次一箭9星发射，25年下半年起至2029节点年间均匀执行69次一箭18星任务，使得2029年底达到1299颗在轨卫星要求；2）2030-2035年325次一箭36星，发射11700颗（至少要11693颗建成星座）卫星。

2030年前“千帆”和GW星座建设有望牵引超800亿火箭发射服务市场空间。根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宋征宇所著《长征八号：长征火箭系列商业化与智慧化的先行者》，我国低轨星座建设主力的CZ-8系列火箭为面向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参与竞争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而商业发射市场对运载火箭的需求是发射服务价格具有竞争力，SSO任务单位有效载荷发射成本对标0.6万美元/kg，约4.2万元人民币/kg（1美元=7人民币），按照CZ-8基本型4.5t的SSO运力计算，单次发射价格约1.89亿元。考虑到随着民营和“国家队”新型可回收大型运载火箭将在未来完成研制并投入发射，未来单位发射成本有望降低。假设未来火箭单次发射价格保持1.89亿元不上涨，到2030和2035年，“千帆”和GW两大星座建设将合计牵引约805亿元和1317亿元的火箭发射服务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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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研报

1.财通证券-商业航天行业深度报告：政策技术需求共振，商业航天赛道加速

2.国泰海通证券-商业航天行业专题研究：低轨卫星加速部署，商业火箭应势启航

3.方正证券-军工行业深度报告：星网加速组网&多款商业火箭首飞，商业航天快速发展

4.长江证券-航空航天与国防行业Ⅲ：万星组网耀星河，商业航天竞九天

5.国海证券-商业航天行业报告：商业航天方兴未艾，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速

6.西部证券-卫星互联网行业点评：商业航天跟踪，产业进展显著提速，关注后续催化

7.方正证券-臻镭科技-688270-公司点评报告：低轨卫星载荷元器件核心配套商，25H1迎来全面反转

8.中航证券-天银机电-300342-2024年报点评：收入稳中有增，雷达与航天电子业务发展有望进入修复上行周期

9.中航证券-中国卫星-600118-2024年报及2025Q1点评：单季度收入持续回暖，有望借商业航天之东风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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