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委内瑞拉作为受国际制裁的石油出口国，是中国少数能以人民币结算、折扣价采购的核心油源，其战略价值远超进口占比本身。

伊朗与委内瑞拉作为受美国长期制裁的产油国，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战略定位，在我国石油进口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二者合计占我国原油总进口约15%-16%。

需要说明的是，受美国制裁影响，我们一般不直接公开来自伊朗的原油进口数据。本文引用的伊朗对华石油出口数据，主要来自国际航运监测机构、能源情报公司、官方间接披露等渠道。

全球领先的大宗商品航运数据提供商Kpler，通过AIS系统实时追踪全球油轮动向，能识别伊朗哈尔克岛等主要港口装货的油轮，监测船对船转运 (STS) 活动，是行业引用最广泛的数据来源。其2025年数据显示：伊朗日均对华出口原油约138万桶，占伊朗总出口的80%以上。

伊朗实际上是我国第三大原油供应国，仅次于俄罗斯（17.43%）和沙特（13.97%）；委内瑞拉则位居第六至第八位之间，属于重要的补充供应国。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对华出口占其自身总出口的绝大部分，形成高度依赖的贸易格局。

中国海关总署 2026 年2月发布的2025年全年统计数据，全年原油进口总量为57,822 万吨（约1155 万桶 / 日），同比增长4.5%。

伊朗、委内瑞拉因长期受制裁，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超80%，双边能源绑定极深；沙特是最依赖中国市场的中东大国，占其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俄罗斯、伊拉克对华出口占比适中，供应格局更均衡；伊朗和委内瑞拉合计占中国进口16.6%，是保障低价油源、推进人民币结算的关键战略支点。

当然，如果包含经马来西亚、阿联酋等第三方转运的隐性油源，伊朗和委内瑞拉实际占比接近20%。

两国油源的核心价值在于：一是价格比国际均价低8-10美元/ 桶，每年可为我国节省超300亿美元的采购成本；二是采用人民币结算，规避美元体系限制，提升能源交易自主性；三是补充国内炼厂的重油、轻质油资源缺口，完善炼油产业结构。

当前，伊朗局势几近完全“失控”，脱离局部冲突范畴，从精准军事打击到区域报复反制，再到现在的能源通道封锁。从军事层面看，美以发起的所谓斩首行动旨在削弱伊朗军事与指挥能力，而非发动全面地面战争；然而，事与愿违，伊朗的导弹反击超出美以预期，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样成为伊朗反制外部干预的重要手段。

这场冲突的核心博弈焦点始终围绕全球能源运输命脉展开：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20%-30%的海运原油、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任务，是名副其实的 “世界油阀”。

冲突的最终走向将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短期不会全面开战：双方均忌惮战争升级的成本，军事行动以精准打击、有限报复为主；

二是能源通道长期承压：海峡航运保险成本飙升、运输效率下降，成为常态；

三是地缘制裁常态化：伊朗石油出口受限、国际油价易涨难跌，全球能源供应链进入脆弱期。

在以上背景下，对中国而言，这场冲突并非一场普通的地区争端，而是直接对能源供应、外汇安全构成挑战。

除直接进口伊朗石油会受到战争影响以外，我国从中东沙特、伊拉克、科威特等国进口的原油，都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综合测算，中国超50%的进口原油依赖这条通道，日均约480-540万桶原油从海峡运往中国。

伊朗冲突升级，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三大冲击：

运输成本飙升：航运保险费上涨3-5倍，单船运输成本增加数十万美元；

供应风险加剧：若海峡出现间歇性封锁，中国原油供应将出现阶段性缺口；

外汇支出激增：国际油价每上涨10美元/桶，中国每年原油进口将多支出约420 亿美元，能源进口外汇压力急剧放大。

这场危机，对于光伏、储能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024年，我国仅购买石油大概就花了3800亿美元，煤炭、液化气、天然气等其他能源的进口加起来，去年接近5000亿美元的净支出。这个数字，就算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巨大、必须高度重视的数字。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芯片进口每年也有三四千亿美元，但芯片最终是通过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创汇远远大于芯片本身的进口支出。而能源这四五千亿美元，基本上都是“有去无回”的，都在国内消费掉了。这个现实，对我们的外汇安全压力是长期存在的。

与此同时，我国的石油资源本身又相对短缺。能源如果通过光伏、风电这些可再生方式来供应，而我们的风电光伏恰好又走到了世界产业链的前列。再叠加我国国土资源的禀赋优势，只要利用西部地区大约三分之二的幅员当中一两个百分点左右的荒山荒坡、沙漠土地，就有可能把我国的能源系统完全立足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安全、稳定、长期地得到解决。

同时，通过N型电池加储能，光伏度电成本有望进一步下探到0.08元（人民币）/kWh左右，已经明显低于大多数煤电机组的成本水平。

站在这个视角下看组件价格，结论就会有所不同：

只要质量、安全和可靠性有保证，相对低而稳定的组件价格，有利于更多边际项目达到经济性边界，有利于光伏更快替代部分煤电、油气，从而在更长的周期内降低整个经济体的能源和外汇风险。

对刘汉元的上述观点，赶碳号通过海关数据逐一进行了验证，的确如此。能源进口的外汇消耗，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压力。对比2021-2025年原油、天然气、煤炭进口金额数据，就能清晰看清这笔 “有去无回” 的外汇账本，也能理解刘汉元观点的核心数据支撑。

2021-2025年中国化石能源进口金额统计

赶碳号对上述核心数据解读如下：

1. 过去五年间，我国化石能源进口总支出超2.39万亿美元，年均支出近4800 亿美元，与刘汉元提出的 “近 5000 亿美元净支出” 完全吻合；

2. 2022年受俄乌冲突推高油价影响，能源进口额创历史新高（5995 亿美元），2023-2025年随国际油价回落逐步下降，但仍维持在4000亿美元高位；

3. 原油是能源进口的绝对主力，五年支出1.75万亿美元，占能源进口总额的 73.3%。

刘汉元提出的 “能源进口有去无回，芯片进口创汇回流” 观点，通过数据对比则更显深刻：

2024年中国芯片进口额为3856.4亿美元，进口芯片用于电子设备生产，终端产品出口创汇6000亿美元，创汇远大于进口支出，形成外汇良性循环；

2025年中国能源进口额3997亿美元，进口原油、天然气、煤炭全部用于国内工业生产、居民消费，无任何外汇回流，是纯粹的外汇净流出。

上述这种差异决定了：能源进口的外汇压力，是长期、刚性、不可替代的，直接影响国家外汇储备安全。

同样，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近年来虽有所下降，但仍相对偏高。

数据显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连续五年稳定在 72% 左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虽逐年下降，但仍维持在 40%。在地缘冲突常态化的背景下，高对外依存度意味着中国能源安全始终受制于人，这也是刘汉元提出的，我们为什么要 “立足本土资源、解决能源问题” 的核心原因。

全球缺电背景下的“过剩”新能源

算力即国力，但算力的瓶颈是电力。叠加算力电荒，全球缺电浪潮已经让我国的新三样从传统的出口产品变成了一种战略物资。

2024-2025年，全球爆发大范围 “缺电潮”，AI数据中心、工业生产、居民用电需求激增，传统电网老化、化石能源供应不稳，让中国“新三样”（新能源车、光伏、锂电池）的战略意义从外贸产品升级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核心物资。

全球缺电的核心原因，主要是传统化石能源受地缘冲突影响供应不稳，新能源转型进度滞后，电力结构失衡。

与此同时，我国新三样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成为全球缺电背景下的 “刚需产品”，出口在过去五年中增长了3.5倍，同时也成为外汇支柱。

我们新三样为全球提供低成本、稳定的绿电解决方案，帮助各国降低化石能源依赖。与此同时，也全面主导产业标准，推动光伏、锂电、新能源车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从而掌握了产业话语权。

站在能源转型、能源安全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当前市场热议的光伏、储能 “产能过剩”，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只是市场化短期供需错配，而非完全意义上的产能冗余。

中国西部荒漠、戈壁土地面积超200万平方公里，2%的面积即4万平方公里。从理论上，4万平方公里土地可安装光伏装机超2000GW，一年的发电量约为 2.8 万亿～3.6 万亿千瓦时（度），基准情景约3.2万亿千瓦时，相当于2024 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约9.2万亿千瓦时）的30%-40% 。

当前光伏、储能的产能储备，正是快速落地西部风光大基地、实现能源自主的即时产能保障。若没有这份“过剩产能”，一旦地缘冲突升级，中国可能会面临 “有资源、无产能” 的被动局面。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