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欧盟商品进出口的全球占比约14%，位列第二；服务进出口占全球约23%，位列第一[1]。制造业方面，欧盟在中等和高技能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优势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航空器，化工与医药，非电气类机械品上有较高比较优势（图表3）。服务贸易上，欧盟长期处于全球服务贸易规模的首位。欧盟服务业出口占全球比例整体保持平稳，绝对占比靠前，尤其是在商品相关服务、保险、ICT、R&D以及休闲娱乐方面（图表5）。

然而，疫情后欧盟的结构性问题凸显（能源价格、监管、成本等），贸易竞争压力明显增大（详见《艰难前行中的欧洲经济》）。与21世纪初不同，欧盟疫情后在全球商品出口的占比下降较为明显（21世纪初期，相较日本和美国，欧洲整体出口份额维持稳定，图表7），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新贸易和产业政策（详见《自主与博弈：欧盟贸易产业措施新动向》）。

中国大陆是欧盟最大的商品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大陆在欧盟商品进口来源中占22.4%，高于排名第二的美国8个百分点；在欧盟对外商品出口中占7.5%，仅次于美国、英国和瑞士。2000-2025年，中欧贸易规模年复合增速9%，中欧的贸易往来愈发紧密。

近年来欧盟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有所扩大，原因是欧盟对华出口有小幅下降，同时自华进口明显提升。2020年以来的逆差扩大主要由中高技术产品贡献。从产品上看，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贡献了欧盟2025年超过一半的对华商品逆差。从变化上看则集中在化工与制药、车辆航空器与船舶、矿产与能源等品类。

► 电气设备

欧盟对中国商品贸易逆差最大的贡献项是电气设备。拆分来看，主要因为其中的蓄电池及其零部件、变压器两大类。欧盟在上述品类上自华进口增幅远高于对华出口增幅，背后反映出欧盟对能源转型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意味着欧盟在新能源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有所提升：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光伏板/光伏组件、变压器等占欧盟该品类总进口的比例均已超过50%，其中电池接近90%。

► 机动车辆

疫情后欧盟对中国的油车贸易顺差有较大幅度下降，而对华新能源车逆差明显提升。2024年10月[2]，欧盟正式启动对来自中国的进口纯电动车（BEV）征收关税，然而，数据上看，虽然2025年欧盟对华纯电动车逆差收窄，但混合动力、插电混动汽车（HEV和PHEV）总计的逆差上升，并未扭转欧盟机动车辆整体对华逆差扩张的趋势。

► 化工与制药

欧洲在化工和制药方面仍具有全球性的比较优势（图表3）。但近年来化工和制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有所扩大。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化学品（剔除医药）数量高于疫情前趋势，这主要是有机化学品贡献。细拆来看，最重要的是[3]包含医药生产的投入品。欧盟的研究[4]中指出，欧盟进口的活性药物集中在少量来源国（例如中国和印度），这是因为受成本压力影响，部分药品已经不在欧盟境内生产，欧盟生产的产品集中于产量较小且工艺复杂的高端特种原料药。

从成员国的角度看，2025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对中国均转为商品贸易逆差。从变化来看，德国对华商品逆差规模较疫情前扩大最多，我们认为这是德国近期在贸易与产业政策上态度有所转向的重要原因[5]。整体而言，从欧盟的角度来看，中国终端消费市场的属性有所弱化，而产业竞争者的属性持续增强。

欧盟对美国经常账户顺差在疫情后有明显收窄。虽然欧盟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扩大，但服务贸易逆差明显上升。欧盟对美商品贸易顺差的扩大主要因为化工和制药，但能源逆差扩大。服务贸易逆差的上升主要因为知识产权贸易（图表21）[6]。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欧美贸易迎来新的挑战。目前，欧盟对美国的出口商品适用于10%的关税税率[7]，但相较于2025年前的约1%[8]有明显提高。截至2026年5月，欧盟对美出口金额已低于关税前趋势（图表23）。我们拆分了欧盟各个行业对美出口的情况，其中集中影响的行业包括化工与医药、光学精密仪器与仪表等（见原文中的附录）。目前，美国针对欧盟的关税仍存在不确定性，例如美国目前仍在进行的关于制造业结构性产能过剩的301调查[9]，其中针对的经济体也包括欧盟，后续存在出台针对部分行业新措施的可能性。

白宫[10]于8月13日发布的报告里在讨论“与中国关联的货物”时，将欧盟列为第一层级的多元化规模主导方[11]。然而从总量上看，欧盟并未从转出口贸易中受益，欧盟对美国的贸易差额剔除化学品后有明显下降（图表24），这与东南亚形成反差（欧盟对美净出口金额已经低于关税前趋势，而东南亚仍在快速增长）。此外，从产品结构来看，欧盟对中国进口的增长领域与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增长领域不同（图表22）。

此外，今年非美地区外需整体受益于强劲的美国AI基建需求。然而欧盟AI相关商品在总出口中的占比较低（仅有5%，低于中国10%和日本13%）（图表26），这使得欧盟出口端受到AI资本开支上升的拉动效应整体较小[12]。

► 寻找第三方市场：规模受限，竞争仍在

欧盟对除中美之外其他经济体整体商品贸易仍为顺差。出口的主要增量来自于欧洲的非欧盟国家、中东和部分亚洲新兴市场，主要贸易产品以高端机械与工业电子产品为主。整体而言，近几年欧盟在东盟的商品进口份额有所上升，在中东和非洲有所下降。

此外，欧盟也加快了与其他国家/区域的贸易协定谈判。2023年至今欧盟已与16个国家/地区进行贸易协定谈判。近期受市场关注度较高的包括欧盟与印度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结束谈判，等待生效），以及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贸易协定（已于2026年5月临时生效）等。

然而，即使是在第三方市场，欧盟也面临两个考验。一是这些国家整体与中国和美国的体量仍有差距（2023年至今进行贸易协定谈判16个国家/地区占整体欧盟对外贸易的约13%，相较于中国的15%和美国的18%）。二是欧盟出口也同样面临竞争力走弱的压力。德国智库Kiel Institute的研究[13]显示，欧盟及主要发达经济体[14]在第三方市场的份额仍面临来自他国竞争，尤其体现在机械、汽车、化工及其他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制造业领域。

► 增加国内需求：实际效果仍需观察

新的地缘格局压力使得欧盟自主独立的诉求上升，提振国内需求由此成为关键着力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在2025年推出了超万亿欧元的财政转向，欧盟也推出总计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以扩大军费开支。但前期德国财政落地速度不及预期，现阶段实际政策效果仍有待观察。此外，除了德国，欧盟整体以及其他主要国家的财政空间有限（详见《德国财政追踪：从财政转向到资金落地，进展如何？》）。

► 结构改革以增强竞争力：漫长的博弈

近年来，欧洲加大了结构性政策的实施力度，但政策的整体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德拉吉在2024年发布了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其中提到的加强欧洲竞争力的383项改革措施中，目前已实施的措施占比仅为16%，大部分措施仍处于进行中的状态。根据中金研究院最新的欧洲调研来看，目前改革速度跟不上国际竞争格局变化。以“法律复杂度×政治协调难度”为框架，目前已取得的进展主要集中在法律复杂度和政治协调难度均较低的“低垂果实”，如关键原材料、许可审批简化及竞争政策改革等，而涉及共同财政、资本市场联盟、合格多数表决扩大等深层改革则因成员国分歧仍处深水区（详见《在欧洲看产业政策与绿色转型 – 基于欧洲调研的四点观察》）。

► 推动新的贸易与产业举措

近年来，欧盟推出了一系列工业产业政策，例如今年3月提出《工业加速器法案》的草案，1月提出的《网络安全法》的修订草案等，主要仍是围绕经济安全和工业发展领域。政策主要涉及新能源、汽车、工业设备、智能设备、钢铁、关键原材料、医药、AI和数据服务等行业（详见《自主与博弈：欧盟贸易产业措施新动向》）。我们认为这些举措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就是欧盟现在面临的贸易产业困境。

向前看，我们认为受制于经济转型压力、生产成本等约束的欧盟仍有维护国际贸易格局基本稳定的主观诉求。这意味着中欧之间仍有维护良好贸易关系的谈判基础。同时，几个因素或边际上有利于欧洲出口竞争力的修复，一是近期的中东局势对欧盟的绝对成本影响小于俄乌期间。从PPI的剪刀差来看，相对成本并未再次出现明显恶化。这一次德国的能源密集型工业生产并未再次大幅下滑（详见《从俄乌到中东：欧洲经济的“压力测试”》）；二是我们认为后续欧元兑亚洲制造国货币显著升值的空间有限。但结构上的成本差距能否收敛，改革措施能否有效执行仍是欧洲能否走出其贸易困境的关键。